这其中就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等国而言，其对“亚美尼亚屠杀事件”的态度，除道义上的因素之外，亦可以从现实利益中找到解释：希腊的态度非常容易解释，即缘于一直以来的希、土争端；而冷战时期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全面倒向西方的态度，苏联同样曾高调地提起“亚美尼亚屠杀事件”，而对现在的俄罗斯而言，土耳其在其中亚及中东方向的战略棋局中，始终都是以负面影响为主的；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等国传统上则是欧盟内部反对土耳其入盟最强烈的国家——民调显示，75%的法国人反对土耳其入盟。
而与此对应的是，自1923年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至今，土官方一直坚决否认“大屠杀”一说，称当时处于“种族动乱时期”，双方互有伤亡。土耳其方面还表示奥斯曼帝国也留有官方文献，证明在1916~1917年间，土耳其人同样也遭到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死亡人数在50万人左右，因此拒绝为此向亚美尼亚政府及民众道歉。根据土耳其新刑法第301条款，承认存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有可能构成损害国家名誉的罪名。
土耳其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如此强硬的态度，除了道义和民族感情方面的因素之外，从现实利益角度则有如下几点考虑：首先，前述几个国家对于“屠杀事件”高调的“认可”，最终都要落实在与土耳其的现实利益冲突上，因而必然要予以回击；其次，一直以来土耳其在地缘上的战略价值，使得西方国家与土耳其的争端始终都维持在一个斗而不破的范围内，因而土亦有高调回击的“底气”；而就“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本身而言，其所损害的也绝不仅是土耳其在道义上的形象——冷战结束后，以建立泛突厥体系为目标的动向战略成为了土耳其战略决策的重点之一，而从地理上看，亚美尼亚恰恰是土耳其与中亚诸国间的瓶颈，向东“穿越”亚美尼亚，便是“突厥体系”中的阿塞拜疆，再则便是土库曼斯坦。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亚美尼亚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始终希望提升与亚美尼亚的关系，而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9%的土耳其人和62.7%的亚美尼亚人都希望两国开放边境。而对“大屠杀”事件一再地“旧事重提”，将严重地破坏土耳其的这种努力。而现在对“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认定的背后，则还包含有希、土两国围绕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领土的争端，俄、土两国围绕中亚的争端以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等多重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土耳其必须保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而这种强硬态度必然会破坏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不管当事者主观上是否愿意），于是这便成了一个“死结”。可以说，对任何国家而言，在与土耳其的交往中，“亚美尼亚屠杀事件”都是一个缺乏弹性的领域。显然，这种问题由于几乎不存在妥协的余地（领土划分尚可以通过改变比例搞出多种方案，而这类问题只有“是”与“不是”两个选项），所以并不适合作为国家间政治博弈、利益交换的平台。而对这种问题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不去提起它。
美国国会以“亚美尼亚屠杀事件”向土耳其发难，很自然地会让我们联想起不久后法国国民议会同样也通过了一项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法案规定任何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人都将被判处1年监禁和约合5.6万美元的罚款——虽然法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承认“大屠杀事件”的存在，但这与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及总统希拉克对此的反应和现在的美国国务院及总统布什的反应如出一辙。
在表决之前，希拉克同样曾竭力阻止法案被通过。在12日法案通过之后，法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3日即表示：法案的通过既“毫无必要”更“不是时候”。当时的法国总理德维尔潘也表示，对历史问题进行立法“不是一件好事”。希拉克则于14日致电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这一法案在国民议会的通过表示遗憾，并保证将尽力阻止法案最终成为法律。这与后来美国政府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法案通过后的表态同样非常相似。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如前文中所述，土耳其从地缘战略上说，是当前欧盟国家向中东及中亚施加影响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在上述区域特别是中东地区，美、欧——具体说是美国与法、德两国之间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竞争关系，在希拉克、施罗德执政期间这种竞争尤为明显，而土耳其则是两派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毫无“弹性”的问题上激怒土耳其显然是不明智的。
法国国民议会表决并最终通过这一法案，很可能是当时围绕大选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2006年的法国大选始终是悬念重重，50万亚美尼亚裔人自然成为当时各党派争相笼络的对象，而旅居国外的亚美尼亚人从未停止过揭露大屠杀惨案的历史事实。2005年4月全法亚美尼亚后裔曾在巴黎隆重举行了题为“庆祝解放德国纳粹集中营六十周年和不忘亚美尼亚人遭土耳其大屠杀九十年”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强烈要求土耳其和国际社会公开承认这一历史事实。面对这一数量可观族群的利益，包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萨尔科齐在内的多名法国政界重量级人物，都对“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法案表示了沉默。
此次美土交恶，可以说是2006年那一事件在美国的翻版。同样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而其目标，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在美境内的各移民社群中均有各自为其争取各种权益的游说团体，而亚美尼亚人的游说团体则是被公认的可与犹太人游说团体相抗衡的团体——2000年，众议院外委会就曾通过类似的决议案，但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成功劝说众议长、共和党人哈斯特德把这一决议案打入了冷宫。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则与伊拉克有关。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和中亚两个方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一直以来，民主党都在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大加批判，而如果土耳其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因法案的通过而无法维持，则势必要加剧布什在伊拉克的困局，进而给民主党人以口实。
而两次面对几乎相同的问题，土耳其的反应并不能仅仅拿“愤怒”来解读。在解读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混淆这样两个概念——“局势”与“格局”。简单地说，前者我们可以从早晨的报纸上看到，而要了解后者，则需要去翻阅历史书籍。比照之前土耳其对外关系变迁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仅仅由于一份法案，欧土关系及美土关系不可能出现类似于1975年、1982年那种全面倒退，原因在于在两次法案通过前后，欧、土及美、土之间基于战略利益的基本格局都并未发生改变。
2006年在法国通过“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法案之后，土耳其民众走上街头强烈抗议法国议会对别国事务“插上一脚”，10月14日，曾有几百人聚集在法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门前，而土耳其政府在当时的表现则极为克制，以至于部分激进的民众也严厉批评政府的“软弱纵任行为”，呼吁官方采取更为强烈的措施予以回应。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这可能还要归结到土耳其的西向战略。
对比2006年，此次土耳其官方对美国的反应显然要强烈得多——土耳其是美国中东、中亚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但就融入欧洲这一利益诉求而言，美国所能提供的帮助则是比较有限的。在法案通过后，土耳其政府有三种“报复”方案可以选择：其一，关闭美国进入伊拉克的通道——驻伊美军70%的空运物资、95%的新式防雷车辆，以及30%的燃料都需经土耳其运往伊拉克；其二，效法1975年，接管美军在土的军事基地；其三，强行越境，打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而这将加剧伊拉克的混乱局势。
土耳其最终选择的是第三选项。相比较而言，前两种选择对于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甚至是对驻伊美军都更为致命，反倒是第三种情况的危害最小。从土的现实利益角度说，对土耳其三个战略方向而言，前两种举动都皆无利益可言，而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如前所说除了打击国内分裂势力之外，还可能包含有插手中东地区的意图。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可能是美、土之间的一种默契，其中的变数则仅是土插手该地区程度深浅的问题，而这将是土、美磋商的主要议题。土耳其此次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在利用机会。
【注】近一段时期来，土耳其外交部门在中东问题上的反应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出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时而与以色列交恶，时而又向叙利亚政府施压。而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行为，背后仍旧是本文中所述的问题——土耳其决策层中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取向。
当前的世界政治结构
2007年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改变”，大家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吧。我们周围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是吗？这种感觉一部分源自媒体，一部分源自我们的生活圈子。事实上这些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悄然开始了，当时正值冷战结束前后，您想想当时的感觉是不是和现在很相似？多年以来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思维方式，从那时开始都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了。这是为什么呢？
变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一切都不会到此为止。
2007年中国外交领域的变化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认识:
首先说说中德关系。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中德关系相对融洽，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德国是我们的潜在盟友。默克尔总理上台后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这一举动在极短的时间里把中德两国推到了对立面，两国从民间到官方大打口水战，导致“中德战略对话”等一系列两国间的政治、经贸交往被中方叫停。《明镜》周刊刊登诋毁中国的文章，它在上海的展览会随即被取消，不留一丝情面。可以说这就是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战争，这种情形和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是何其相似。
而恰恰是2007年的中日关系，从另一面颠覆了我们业已形成的认识。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围绕着历史、东海、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从“政热经热”退化为“政冷经冷”，并最终已然接近“绝对零度”。而2007年，伴随着中国海军舰艇访日和年末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中日关系从“严冬”一下子似乎回到了“早春二月”。
传统的东方式思维模式通常是“由宏入微”式的，即先确定一个大方向，再一步一步将其中的各个层次逐一地具体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先来梳理这个“大方向”。
人类的经济活动，说到底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某种产品，然后把它消费掉并进入下一轮转化。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从生产这方面说需要三部分才能运转起来——资源、制造业、金融业。前两者构成了基本的物质基础，金融业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保障了实物生产的可持续性——说得通俗点儿：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看得见的实物之上。
在古代，要想做大生意，就必须先设法积累足够的本钱才可以，通常情况下除了有限的借贷外，只能通过自己的积攒才能完成，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时的经济就像是推地上的一个木箱；现代人通过银行贷款就可以创业及维持运营，通过一套成熟的金融体系，人们不需太多自有资金就可以很快滚动起来，做很大的生意，这就好比给那个木箱装上了轮子。可以这么说，现代经济体系和农耕时代相比，区别不单是科学技术，还在于它拥有一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系统。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在短短的几百年里，世界各国逐步地都被纳入到了同一个经济体系中来，这便是所谓的“全球化”。人类在这几百年中创造出的财富超过了过去数千年财富的总和，除了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因素外，还得益于这种大范围的资源流动——这使得所有的资源都尽可能地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从而最大限度地产生价值。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人类创造财富的效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那么这些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呢？当然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决定，该干什么活又是由你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
国际政治结构中大致存在三种角色：资源国家、制造业国家、贸易金融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可以归入资源国家，西欧国家、日本属于制造业国家，中国经过20余年的打拼，在2005年前后从资源国家行列挤进了制造业国家行列，美国则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体系下唯一的贸易金融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