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处于金字塔尖儿的位置，在金融上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它可以制定全球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其他国家在这里只有相互依赖，他们无法单独对资源或制造业环节形成高度垄断。所谓的经济制裁只是美国的独家手段，尽管美国社会对进口产品依赖程度很高，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裁；而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只是国家资源被纳入到了这个经济体系，人民却被排除在财富的分配之外，这便是世界范围内贫富严重分化的根源。
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看上去他们的人力资源被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中，但由于低工资这一特性，他们不但没有获利，反而成了被剥削的对象。当然，资源国家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向制造业国家转变，但最终可以乘势崛起的仅是极少数——幸运的是中国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出色的一个。
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正在逐步形成垄断，这种垄断就使得中美之间必然要建立某种合作关系。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制造业高端领域，还将会在一定区域内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远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成为贸易金融国的程度，因此和美国也就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于西欧各国及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国家而言，中国和它们之间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它们竞争资源、竞争制造业环节的垄断地位，以及竞争“升级”为贸易金融国的机会，同时他们又通过合作来共同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环节。
对于广大资源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十分有益，它们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得到廉价的工业品，另一方面中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又抬高了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无形之中被缩小了，同时中国又以低廉的价格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这些才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得以真正地从这套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得到一部分利益。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一些理论层面的东西，现实中具体的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
悄然变化中的东亚板块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这些都是那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之后日本又加了进来。中美交恶的背景是冷战结束，根源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混乱。
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日等西方国家主动与中国修好主要还是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双方仅仅还是政治层面的战略接近，因为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当时并无太大的合作空间，虽然中国在1979年就逐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但在西方国家眼中，我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很重要，虽然我们各类资源的储量不算少，但不是不可替代的。我们10亿人口的市场确实庞大，但那时购买力十分有限，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贡献多大的好处，当然也不会形成冲击。
由于缺乏经济根基，中西方政治上的合作无法得到根本上的稳固，可以说是靠“天”吃饭。1989年东欧剧变，“变天”之后，这种合作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中国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蜜月期”随即宣告结束。
近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持续、稳步的发展，我们终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个位置，这就好比一个人挤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所有人心理上都会对他有所排斥，因为车内的空间因为他的到来变得更为狭小。我们上了车，美国人对我们起了杀心，欧洲人对我们瞪起了眼睛，日本人心怀叵测地看着我们，在一片骂骂咧咧、推推搡搡中，美国人逐渐意识到这个大块头很难被踹下去，中国人最终还是稳当当地坐了下来。
随着中美贸易量的不断加大，两国的利益交集也不断扩大，中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美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经济遏制，那么政治和军事层面对华遏制政策也变得难以为继，最终，以中美“战略对话”为标志，中美“战略接近”于2006年年末全面铺开。
中日交恶的背景相对要复杂些。
从两国间的历史恩怨以及地缘政治来看，日本几乎就是中国天然的敌人，这个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市场和资源，而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这个资源型国家逐步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到中端产业一级一级地“吃”上去，每一项产业只要我们能够涉足并站稳脚跟，之后总能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超好的胃口丝毫没有停下来的势头。这样一来，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国家，日本所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实际要比作为贸易金融国家的美国大得多；而对比美国，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要小很多。
这里插一句，20世纪日本制造业崛起时，“日本制造”对欧美产品也同样是一路“攻城略地”，从纺织品到家电、汽车，再到芯片，可以说是步步紧逼……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情形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美国这个头号霸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外，同样它也是一个制造业国家，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现在要明显，那么日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比现在中美之间要大得多。
中日之间不只是争市场，还要争资源，争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请看以下例证：
2002年，在中国数字电视出口美国势头良好的时候，松下公司导演了美国企业狙击中国企业，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起诉，最终迫使中国电视退出美国数字电视市场；
2005年、2006年，中国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受挫，在背后使坏的就是淡水河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新日铁公司；
2006年，让中国受挫不小的国际铜期货市场，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驻友公司；
安大线之争以及东海油气田争端，日本官方则是直接走到了前台；
中国—东盟峰会之后，日本企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与东盟的对话机制，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投资东南亚设立了专项的补贴。
归根到底，中日之争的实质是争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主导权。尽管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有“脱亚”和“入亚”的争论，但其想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现在回过头去看，小泉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或许可以看做是日本基于以上那种心理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抗争。
中国真正开始涉足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不过是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事情。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如果借助某些大的变故——例如由台海战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那的确有望把中国“打回原形”，即使若干年后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届时日本仍还可以狠狠地压中国一头。20世纪90年代末，中美交恶又使得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日本愿意一再地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中美间的战略关系逐步被理顺，对抗逐渐地开始让位于合作。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本有利于己的大环境即将不复存在。
小泉上任之后，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地挑衅，将中日关系推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围绕东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军事上剑拔弩张。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迅速下降，迫使日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遏制中国，但也不排除日方打算通过激化地区冲突将美国重新拉回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从而改变东亚政治结构的走向，日本人一直都习惯于这种以局部改变整体的路数，比如珍珠港事件，他们在战略问题上通常小动作不少，但缺乏大智慧。
中方在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时，一直坚持着“说多做少”的作风，因为“时间”已经站到了中国这边，此时诉诸武力恰恰是在成全对手。
最终，以小泉首相卸任为标志，日本对中国的“最后抗争”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失败告终。
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日的对华敌视政策无形间被各个击破。
东南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乃至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间推动着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向中国集中，最终造就了中美间的经济共生关系。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存在着一个上限，同时也为中日冲突设置了一个上限，这使得日本在对华围堵中越来越显得孤立无援，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更加显得无力。
小泉激怒了中国并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危及日本的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触底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6年，借助朝核问题，安倍首相上任后不久便首先访问中国，由此开始，日方开始主动地去修复中日关系，这其中既有现实利益考虑，也是大势所趋，而在说过“大势”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中日关系转暖背后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2007年的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过热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对外贸易顺差节节攀升，2007年超过16万亿日元，创22年来最高纪录，而其国内经济则面临高通胀、高油价与消费萎缩的局面，这些问题究其根源都源自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局限于国内范围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尽可能多地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要尽量扩大施力的范围，即建立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在这一块上，中日之间的利益是趋同的，这应该是近期中日合作中首要的议题。
2007年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在东京与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续签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11月20日，中、日、韩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八项共识”中，第六项是“推进金融合作，提高危机预警和防范能力，维护地区货币稳定”；12月1日，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而从制造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在高端部分挤压日本还不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讨论的话题，目前两国经济活动的依赖度仍然在深化，日本的高技术与中国的生产力之间还存在互补关系。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和设备有需求。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日益萎缩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给日本带来经济衰退，因此，重新夺回在高端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好途径。杀回欧美市场，同时再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这就给日本经济买了双份保险。
除此之外，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目光短浅的日本人没有伸出援手，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在日后的东南亚经济整合最终不敌中国，而未来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必然无法绕开中国。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东南亚，中国基于全局的考虑并没有打算吃独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合作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就地缘稳定角度来讲，首推朝鲜半岛问题，这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近年来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以及中国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增强，日本在能源通道安全方面也需要中方的配合——军事力量作为筹码，其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抗上，在两国合作中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样是必需的本钱。如果中国海军在海洋上无所作为，那自然不会有人有求于你，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即使是基于合作考虑，军事力量仍旧是决定一个联盟内部话语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从中国的角度看，其近期在地缘安全问题上的着眼点可能首先要放在台湾——对中国而言，在两岸统一进入到实质阶段之前，其利益主要体现于在台湾海峡始终保持一个“动态稳定”的状态。2007年12月1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中日外长会谈中重申“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也正是此轮中日合作在台湾问题上的体现。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提法，就维护台海“动态稳定”这个目标而言，应该说已经“够用”了。
近几年，两国就东海问题磋商最终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东海油气资源中，“气”多于“油”，仅这一条就使得其价值就要打个折扣。对中方而言，其价值主要就是作为燃料供上海和宁波一带民用。对日本来说情况也差不多，而在整个西湖构造中，每个构造实际都不大，且互不联系，因而开采的经济性也非常低。中日东海之争，实质上已超越了资源争端，更多的是作为中日角力的一个平台。随着两国对抗烈度下降，合作加深，东海问题逐渐降温也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历史问题上，福田康夫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访华前夕声称“日本将谦虚地看待过去的历史”，虽然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说法并未得到中国民间多少认同，但对比之前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种种恶劣言行，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