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负剿匪和河防斗争任务的同时，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还要与边区内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进行紧张的斗争。
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阶级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抗日战争时期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定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表现还很尖锐。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是不可避免，我党我军的反摩擦也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是一个原则性、政策性都十分强的问题。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内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早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在确定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度右倾思想抬头，出现了“何鸣事件”、“西救会事件”的惨痛教训，他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就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这年年底，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说，批评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以后，他还到处散布这一套错误理论。有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并没有国民党人在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一口一个要“服从蒋委员长”，引起同志们的反感。有些同志边听边掰手指头计算，他这次讲话竟然喊了二十多个“蒋委员长”。不久，他到武汉工作，几次提出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不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要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1938年9月，党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不仅推故不参加，反而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主席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这次全会认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为会议作结论时，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明确提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党内的这场争论当时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它使我初步明确了我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懂得了对国民党保持警惕，进行必要的斗争，不仅是自卫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一味退让、妥协，放弃原则，实际上就是放弃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有了这个认识，就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内外频繁制造的反共摩擦，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实践证明，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在日军的诱降和英美劝降之下，本来就是被迫才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逐步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限制、封锁以至武力进攻。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从此，反共活动愈演愈烈，顽固派在各抗日根据地制造了无数次的摩擦事件和一起又一起的流血惨案。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对此，反共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的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在他们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他们反共的一个突出重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295次。由此可见当时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是多么频繁，边区的斗争形势又是何等紧张！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边、西边、北边驻有40多万大军，计有19个步兵军和2个骑兵军，还有地方武装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其中势力最雄厚也最顽固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这么庞大的兵力，不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边区建设。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此外，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藏在边区境内破坏捣乱。毛泽东同志在一份电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面对这种斗争形势，使我们产生了“山雨欲来”的强烈预感。
要应付这种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困难是不少的，例如，防线长，兵员少，武器弹药缺，河防和剿匪任务繁重，斗争经验缺乏，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除了有边区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以外，一个最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在党中央身边，斗争中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摩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例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同顽固派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这些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虽然都是到后来才见之于文字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却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的始终，指引我们处理了斗争中的大量问题。
当时，我是名正言顺的经国民党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我曾将这一百四十多份珍贵的文电手稿装订成册，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从湖南又带来北京，在身边珍藏了30多年。这30多年中，这两册文稿跟随我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一直到1976年4月，我才把这些文稿上送给毛泽东同志。我在同时附上的信中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73，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现在，这些文稿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