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从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便接二连三制造摩擦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不断升级。由开始的造谣生事，骚扰破坏，发展到攻城略地，血腥屠杀，到这年年底前后达到了高潮。其中摩擦事件最多，斗争最尖锐、激烈、复杂的主要是关中、绥德、陇东三个地区。
关中及其毗邻的鄜甘（鄜县、甘泉）一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主要通道。这个地区又正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主要防区。胡宗南在关中和陇东一带，部署了12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另2个骑兵师、8个炮兵团，共约20万人的兵力。特别是把他的骑兵二师、二十八师、预备三师以及保安旅等大量兵力，部署在紧靠我边区鄜县、淳化、栒邑等县的洛川、邠县一线，直接威胁边区的安全。还有当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委派到我鄜县、栒邑、淳化等县的几个县长及其保安队，也都是内战内行、专门制造摩擦的大小爪牙。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摩擦事件之多，在各个时期几乎都居首位。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有两件：一是武力攻占我栒邑县城，并惨杀我残废员兵；二是无故扣留并阴谋迫害我八路军护士、学生。
1939年初，因河防吃紧，我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残废院，奉命西移到关中地区栒邑县城南边的土桥镇。栒邑国民党县长张中堂及邠州国民党专员张明经闻讯后，竟然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围攻残废人员，迫使我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栒邑县城。为此事，当时我曾电告蒋介石。蒋回电说：“已电陕省府制止矣。”然而这只是一句应酬、搪塞的话。到了5月下旬，一天，残废院的一个采买人员出城采购，又突然遭到该县保安队枪杀。残废人员群情愤激，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县府请愿，县长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当场惨杀我残废代表九名，随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向我留守兵团派驻县城的独立一营进攻。在这同时，张明经也调来保安队两个团，日夜猛攻。众寡悬殊，我军被迫退出县城，栒邑遂被顽军占领。出城时，残废院有17名重残员兵掉队，被保安队捕去，经毒打后，全部被杀害。
这些伤残人员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在抗日后方却死于“友军”之手。我们当时真是痛心极了，也愤慨极了！独立一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进行还击，夺回失地。从道理上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而且杀了人，夺了地，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实行还击。但是，仔细一分析，给顽固派以武力还击，对我们并不利。一方面，我方当时兵力有限，大举增兵不可能，再打起来，还要吃更大的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顽固派正巴不得我们动用武力，以便借机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权衡利弊得失，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指示我要争取和平解决的前途。我们首先说服独一营官兵采取忍痛、克制态度，力持镇静，等待上级解决。随后，我给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明经、张中堂一伙制造这一杀人略地惨案的罪行，悲愤而又有克制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唯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份电文，要我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此外我还就这一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顽固派杀人理亏，蒋介石、蒋鼎文等人自然不敢也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在这件事上，我们虽然受了些损失，但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员兵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1939年3月下旬，我八路军招收的护士学生27人，着装整齐，奉命由西安步行到延安学习。当他们走到靠近边区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时，竟被国民党县政府无故扣留，并于4月1日，派军警把他们强行押送到别处去。正好这一天，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几个同志乘车经过中部县，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立即派人到县政府再三交涉，要求放人，这个县政府蛮横无理，一口拒绝。随后又在县府门前加派哨兵，不让我交涉人员进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致电蒋鼎文和中部县长，随后又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种行为显系故意捣乱，事关抗战，希望命令陕西省府迅速予以释放。由于这件事情实在办得太蠢，蒋介石也不得不给我回电：“萧主任：中部县扣留贵部护士学生，已电蒋主席将转饬该县速予释放矣。”这批护士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顽固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那天如果不是正巧被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路过时发现，这批护士学生还不知要被押往何处，遭受到什么样的磨难呢！
一连串事件发生后，我们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出发，虽然每次都急电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要求制止事态发展，但由于蒋介石的方针已定，当地顽军有恃无恐，摩擦事件不但得不到制止，而且形势越来越严重。栒邑几十名罹难烈士的血迹未干，驻洛川以马禄为师长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二师，又在频繁调动，向鄜县开进，一部已进占鄜县南部的几处村镇，这时我鄜甘警备区司令员由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兼任。他要处理整个兵团的许多事情，很难集中精力去应付鄜甘一带的严重局势。警备区下面只有阎红彦为团长的警三团和陈先瑞为团长的警四团以及特务团等兵力，分布在很长的防线上。而鄜县距离延安，不过百余里。一时形势很紧张。
为了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强鄜甘警备区，我们随即调文年生率领警八团开到了鄜县一带，并任命文年生为鄜甘警备区司令员，阎红彦为政委，陈先瑞仍任警备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仔细修改了我给马禄和洛川专员等人的电文，并在亲笔起草的一份致程潜、蒋鼎文的电稿中严正声明：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当地局势，毛泽东同志还先后两次起草和改写以鄜甘警备区名义发布并在各村镇要道张贴的布告。他在布告中写道：
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政协商。唯期地方安静，即以巩固河防。倘有汉奸国贼，敢于以身试尝。国家法纪所在，决不许其徜徉。
在这同时，我们还派代表去与马禄进行了说理斗争。警八团到达鄜甘前沿后，立即同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部队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大约也是在这期间，我来到了鄜县及其附近的茶坊、交道镇等地。在这之前，我曾来过几次。这一次是专门来看工事的，同我一起从延安来的还有两位苏联军事顾问。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看到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险要地段，都筑起了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指战员们对于顽军可能从哪里来，自己准备怎样应付，也能讲出个一二三四。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满意，对守住边区南大门心中有了数。果然，马禄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没敢轻举妄动，并回电说是“误会”，双方应以团结为重，互不侵犯，找了个下楼的梯子，乖乖地缩回去了。
正当马禄杀气腾腾，妄图挥师北上，从外部进犯边区的同时，国民党派驻鄜县的县长蒋隆延在边区境内，也紧锣密鼓，兴风作浪。这个蒋隆延在鄜县地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一再加重民众负担，致使民怨沸腾，群情激愤。1939年12月，大义乡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一起拥到县府请愿，搞得这位县长狼狈不堪。我当地政府为了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帮助他们做工作，才将这些群众劝回。但这个蒋隆延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指令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率领匪徒在大义乡一带，切断交通，劫走我军来往人员数十名。随后，又组织暗杀队，埋伏险要，阴谋杀害我鄜甘警备区领导干部及各团、营长，制造恐怖气氛。1940年1月8日晚上，我特务团参谋长匡裕民的警卫员从该地经过，暗杀队以为他就是匡参谋长，突然行刺，将他杀害。正巧被我特务团一位连长路过这里发现了。该团断然采取措施，立即派出部队缉拿凶犯，当场捕获凶手罗克勤，接着又捕获暗杀队的头目、中队长韩振江和分队长王子玉，并解除了这个暗杀队的武装。事后，我致电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严厉惩办肇事者。《新中华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鄜县的大暗杀案》为题，发表社论，并以一个多版的篇幅，详细报道了事件的经过，对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愤怒控诉。经过这一番斗争，当地的紧张局势才开始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