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灵武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在近代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他早年出生于寒门，后靠着驮煤贩菜，走南闯北推销宁夏土特产，历尽艰辛，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宁夏灵武、吴忠一带享有盛誉的商界巨子，他就是民国年间灵武聚源恒的主人何义江。
何义江字巨源，是灵武崇兴人，回族，生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战火纷起的年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世界各国列强瓜分中国，大清帝国已岌岌可危。何义江的父亲是一个勤劳、能吃苦且厚道的农民，面临苛捐杂税多、家中人多地薄、生活困难的现状，在何义江25岁时，便让他赶上家中仅有的两头毛驴，开始到磁窑堡地区的煤窑驮炭。当时没什么公路，何义江只能从五更山、猪头岭、刘家沙窝一带驮运，道路崎岖，路途遥远，有时还会遇到土匪的洗劫，他吃尽了苦头，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有了一点积蓄。为了进一步得到发展，他和崇兴的马兆生、山西来的商人王金堂，在崇兴寨的街上合资创办了义顺生杂货铺，雇用董福奎、谢善卿等人为店员，善于经营的王金堂担任经理。经过一番拼打，到1921年，商号有了一定的规模，何义江、王金堂经过商议，将经营方式改为零售兼收购土特产品，将收购来的羊毛、甘草、枸杞等运往包头、天津一带进行销售。由于他们几个人精诚团结，配合默契，使生意日渐红火，资金积累越来越多。在旧中国，生意稍有些景气便会引起土匪和官兵的注意。1929年，土匪杨自福（绰号杨老二）带人入商号抢劫，使商号严重受创，店员在打击面前不得不忍痛而散。
在艰辛、坎坷中走出的何义江，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就此倒下。1929年，他经过一定时间的筹备，又在崇兴开起商号，名曰聚源恒。这次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设门面，不接零售，主要是收购宁夏、内蒙、陕西一带的土特产，同时向外批发从京、津一带购进的货物。为了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在崇兴一带站稳脚跟，以求长足发展，何义江采取了多种经营措施。
首先，他善于用人。经过试用、培养，他从一批伙计中选拔出了杨福元、哈生珍、董福奎、马西林、吴生海、杨金才担当重任。董福奎的脑子好使，算账利落，何义江就让他计账，负责账务之事；哈生珍、杨福元善交往、经营，何义江就让他们到西安、包头一带进货；杨金才管理牲畜有独到的经验，何义江就让他负责骆驼、驴马的管理。何义江使用他们，又爱护他们。过节时给他们添衣裳，招呼他们吃饭；他们有病时付些钱给他们看病；不论谁的家中有困难，何义江都慷慨解囊，资助他们。所以，这些店员十分卖力，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何义江经营有方的第二个特点是坚持薄利多销。每次进来货后，由于商品紧缺，特别是小百货、五金、糖茶一类，往往一进来后就立即销掉，根本积不下货。鉴于这种情况，有的店员建议何义江，能否多加一些利润，反正不愁销路，以便多赚一些。但是何义江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做生意靠的是诚实、勤奋，挣钱需天长日久，切不可图一时赚钱而毁坏了声誉。”所以他卖的商品的价格一直很稳定，顾客越来越多。何义江经营的第三个特点是重视节约，压缩开支。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聚源恒已发展成为灵武一带很有名气的货栈，有骆驼七八十峰、马6匹、骡子十几头，在天津有房屋60余间，在吴忠、灵武有房屋100多间，有资金二三十万银元。虽然拥有了这样的规模，但何义江仍保持创业时的作风，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不奢侈，不图阔气，不讲排场。为了节约开支，他坚持继续靠骆驼队驮货，每次进来土特产后，千里迢迢用驼队运往西宁、兰州、平凉等地，路途中能简就简，能省则省。何义江就是靠这种精神，使聚源恒的规模不断扩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了，一些五金、百货的进货渠道被切断了。面对突兀变化的形势，何义江又改从西安、平凉进货。他运货使用骆驼，运资低、费用小，使白布、水烟、五金等用品物美价廉，很受百姓欢迎。“酒香不怕巷子深”，聚源恒的名气和信誉赢得百姓的信任，就连榆林、定边、盐池一带的人也进他的货。
生意是不断扩大了，但处于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幸和劫难却一次次降临在聚源恒及何义江的身上。1939年，何义江想尽办法到天津将剩余的货运回宁夏，但是进入宁夏境内后，马鸿逵借口这是从敌占区运来的货物，下令全部没收，经再三交涉，仍无济于事，这一下使聚源恒损失了3万银元的货。在那个年代，不幸的打击一个接一个。不久，马鸿逵又派人扣留了何义江从甘肃、青海收购的20万斤羊毛，经多次交涉，才给了一点补偿，这一次又损失4万银元。1939年，马鸿逵以宁夏回教协会翻译《古兰经》为由，强迫聚源恒、天成和、宝德堂、福兴奎4家商户，每户拿出2万银元，但最后一本也没译出。1943年，马鸿逵在银川为其父修建“云亭纪念堂”，强迫宁夏一些商户摊派建修，聚源恒又被摊派1000多银元。
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何义江东奔西走，辛勤经营，但逢战火和人为的掠夺，生意却每况愈下，到解放前，聚源恒只剩下七八万银元，规模还不及十几年前。
宁夏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何义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1949年，他和李凤藻、李成祖等人合资在吴忠兴建了织布厂；1951年，又和李凤藻等人合资兴建了吴忠电厂；1953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办起了聚源棉布厂；同年，他将聚源恒货栈改为聚源恒商店，使其成为吴忠地区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商店。1954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将建新织布厂、聚源棉布厂、牛百川经营的民生织布厂合并成立新合织布厂。聚源恒在党的阳光照耀下，焕发了青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黄河侧畔。
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何义江进步很快，他积极纳税，安排困难家庭的人进工厂工作，为兴办学校、赈济灾民捐款。尤其是在抗美援朝中，他带头捐款，在他的号召下，一些商户纷纷响应。通过报刊的宣传，在宁夏，人们都知道了何义江。鉴于何义江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他多次当选为人大代表，走进会堂和各界人士共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大计。他曾担任自治区、吴忠市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
不幸的是“文革”中，浩劫再一次降临到这位耄耋老人身上。在灵武县政府的大院子，年幼的我亲眼目睹了何义江颤巍巍地被红卫兵架在汽车上批斗的情景。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何义江老先生在如刀割的北风中被一次次架起“土飞机”，那花百的头发极为零乱，一双饱经风霜的眸子显得混浊、凄凉和无奈。汽车上堆放着从他家中抄出的东西，红卫兵们一件一件地抖落着，喊着刺耳的口号。辛勤操劳了一生的何义江，到了风烛残年，本应是享清福，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怎能经得起这种打击和摧残。
不久他便与世长辞，将他的遗憾和痛苦带入另一个世界。
何义江走了，但是他为吴忠、灵武，为宁夏的经济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回汉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