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人民画报》有一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五个将要远行的知识青年。他们胸前佩戴着红花，站在列车门口向送别的亲人招手，脸上充满着自豪与信心。只有当过知青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献身祖国、建设边疆、到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远大抱负及心情。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成江的《老知青》、韩东的《扎根》，当过知青的人读后感触很深，因为这些作品唤起了他们对那特定的岁月、特定的环境最珍贵的记忆。感谢梁晓声、韩东用很细腻的笔触，记述了中国近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难忘经历，描写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讴歌了知青报效国家、奉献青春的拳拳之心，用血和泪书写了一代知青的悲欢离合。
近期，我又看了一些史料，更深地了解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坎坷命运。
1955年，河南郏县大李庄的一批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此举被刊登在报刊上。毛主席看到这个报道后，写下了“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按语。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杨华、李秉衡的带领下，奔赴北大荒萝北县。1955年10月15日，在周文英的带领下，上海志愿垦荒队开赴农村，这一行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响应。不久团中央在全国各省市组织了各个远征垦荒队奔赴农村，这一年知青下乡达8万人。1964年，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公室。同年，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些知青发出倡议，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在全国震动很大。那时，“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响亮口号响彻着祖国大地。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1966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20万人。“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的口号，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成了那个年代青年的理想。1969年是上山下乡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几乎每座城市的每个家庭都卷入这场大潮。在这场大潮中，中国的青年们用言行实践了和工农相结合，用青春和鲜血献身祖国的边陲，有很多知青英年早逝，英魂长眠在祖国的山川。1968年8月15日，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被卷入洪水的电线杆，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成了百万知青的榜样。全国知识青年中有多少人站在金训华的遗像前庄严宣誓：要将青春献给祖国，献给农村。时隔多少年后，多少人反问，为了两根电线杆，作出这种牺牲值得吗？
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深知，用年轻的生命、用一腔沸腾的热血和火热的青春报效祖国，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为崇高的理想。
在那个年代，灵武县很多青年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
在上世纪70年代的县城西操场、电影院，出现过多少次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景。1968年9月至12月，24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首次在灵武拉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灵武距银川近，自治区主要领导李学智将女儿李晓云送到灵武新华桥下乡参加劳动锻炼。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8048部队62师的师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也将子女送到了灵武下乡。灵武县城每次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都给他们佩戴红花，赠送《毛泽东选集》、笔记本、铁锹，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下乡去。1973年11月8日，欢送知青的活动最隆重，在县城电影院召开了欢送会，两里长的街道上，各单位敲锣打鼓，欢送68名知青下乡。陕西、天津、四川、北京的一些知青也通过各种关系落户在灵武，最远的还有一名来自于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知青。当然在那种特定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问题的知青，是享受不了胸佩红花、被人敲锣打鼓欢送下乡的殊荣的，他们只能背着行李，坐着长途客车，自己到知青点报到。灵武知青点分布在东塔、新华桥、崇兴、机关农场、白芨滩林场、长庆石油三分部农场、郝家桥、杜木桥、园艺场、石沟驿、郭家桥等地。从1968年至1978年，全县分期分批下乡的知青达2053名。
这些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到农村后，确实是怀着改变农村落后贫穷面貌的雄伟大志而参加劳动的。那时知青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几岁，他们年轻，充满朝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内心是非常纯洁、高尚的。那些天，灵武广播站天天播送着“练出一颗红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文章，这是梧桐树乡一个知青发出的豪言壮语。这个先进材料被发放到每个知青点。
知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在每个知青点宣传，要求知青报效社会，报效祖国，扎根农村。那时候，每个知青宿舍都贴着一张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次汹涌澎湃的大潮。那个年代，灵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孩子上山或下乡接受劳动锻炼。知青下乡的安置有很大区别，家庭出身好的、根正苗红的、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安置在离县城不远而且条件好的公社；而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历史上有问题的，不是安置在离家很远的公社，就是安排在生活条件环境差的公社，如石沟驿、白芨滩等。
刚出校门的知青，由于年龄小，身体还未发育成熟，但他们的思想上早已编织好理想的花环。他们到各个知青点后忘我地劳动，用汗水履行着与工农相结合的誓言。他们和农民们一起出工劳动，自己洗衣服、缝补衣服。逢星期天炊事员休息，就得自己起火做饭，即使饭做得半生不熟也填进肚子。遇到头疼脑热一些小病硬抗过去。在那个大潮中，我和同学下乡在白芨滩林场。在下乡的岁月里，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如今仍记忆犹新。白芨滩林场离县城几十公里，不通公共汽车，我们一年到头也很难回家一趟。有一次放假，司机宋培善开着拖拉机送知青回城，快到古窑子时，大雨倾盆，山洪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瞬间从山的高处冲下来。老宋驾驶经验非常丰富，他沉着冷静地加大油门，拖拉机从低洼的水里一直冲到山顶。停下来后大家回头看，刚才低洼的地方水茫茫一片，令人后怕。如果不是司机老练沉着，技术娴熟，那么30多名知青的命运肯定是另一种情况了。来到白芨滩林场的这些知青，冬天和农场职工一起挥镐砍冻土、挖水库，没过多久手上便打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手掌的虎口裂开一个又一个血口子，脸被寒风吹得如皴皮的哈密瓜。每天超负荷的劳动使我们极度疲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劳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由于知青年纪轻，发育还不成熟，和强壮的农场职工比起来，体力悬殊。但为了争口气，知青们不甘落后，咬着牙去完成场里分配的工作，而且一些活干得并不比农场职工差。由于知青精神境界很高，好人好事在知青中层出不穷。一次挖水库用炸药炸冻土时，落下来的冻土块将爬在不远处的知青潘凤英的小腿砸成骨折，她忍着疼休息不到两个月，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工地上。春季里我们每天走几十里出去种树，风沙刮起，带的干粮全掺进沙子，饿得不行咬上一口，牙被碜得好难受。日复一日，知青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当初下乡时的誓言，把自己溶进了农场这个大熔炉，从衣着打扮到行为举止都成了地道的农工。一些善良的农工也把知青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在生活、劳动中尽量照顾知青。但是岁月和现实是无情的，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大，工资待遇、吃饭等问题摆在知青面前。每月8元钱，不够一个月吃饭和购买生活用品，只好问家里要钱补贴。冬季取暖，生活起居等实际困难也接踵而来。生活的困苦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使许多知青陷入苦闷中。知青贾宝生，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捏着饭票算几天应该吃几斤粮食。那些天，有的知青饿得不行，半夜起来去刨山芋、套野兔子改善生活。一年四季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使人感到枯燥无聊，就连一些根正苗红的知青也渐渐没有了激情，理想的花环逐渐凋零。一些素质不高、有排外心理的当地农工也逐渐暴露出他们心中的阴暗面。他们没有知识，由于心理不平衡，便想尽办法折磨知青。他们的坏招一个接一个，欺负、打骂知青的事时有发生。知青们有心和这些人见高低，又怕将来更无出路，只好逆来顺受。知青的生活，有很多日子是在泪水里浸泡的。《知青之歌》和《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曲在灵武地区各个知青点悄悄地传唱起来。我还记得当年知青唱的《知青颂》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夜半三更就起身，昼夜不能眠，七十二条羊肠小路，一桶桶往上担……那一天我梦见了我妈妈来到了我身边，轻轻摸着孩儿的脸，泪水就流在腮边。”很多个夜晚，知青们聚集在一起，围着一炉不太旺的炉火，烤着山芋，抽着劣质低廉的烟卷。《敖包相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扬子江畔》、《昨夜梦见妈妈》、《喀秋莎》的歌声在知青宿舍里悄悄响起，悠扬而使人伤感的曲调伴随着我们这些知青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在那个真理被颠倒、文明被扼杀的时代，很多优秀的歌曲也被列为黄色歌曲，唱这些歌曲则是一种严重的不轨行为。有人告黑状后，知青办公室来人暗访明察，但知青们谁都说不会唱。这些人一走，知青们又悄悄地唱，有的人还暗中传抄歌词。岁月漫长，我和王捍中、孙英庄、王春宣、庞杰、翟梦华、谢海灵、贾宝生、张忠良、刘向武、潘凤英、王晶中、白玉林等白芨滩林场的知青30多人，白天种树挖渠，和农工们一起改造、绿化着白芨滩；夜晚唱歌，打发着漫长而孤寂的日子。说句实在话，灵武是西北的一个小县城，知青的生活待遇处境还能说得过去，而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偏远的地区，知青生活是非常困苦的。1973年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待遇适当提高了，这得益于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的一位教师李庆霖。他在孩子下乡后，在百般无奈之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没有公开前，不知从哪个渠道流传了出来，知青们悄悄地在宿舍内将这封信的手抄件传阅，心中的酸楚难以形容。当时，知青们读到这封信后很激动，有些人甚至能把信中的一些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不管李庆霖个人命运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当时他的这封信对改变知青的命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当时那个年代，李庆霖写信是冒了很大风险，下了很大决心的。他的信反映了中国大地上几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心声，同时也对知青的生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指出了知青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看了李庆霖的信后，毛主席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此，知青上山下乡面临的许多问题，才在报刊上公开刊登出一部分，一些问题才算公开化。我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梦》一书中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在所有摧残迫害知青的案件中，奸污女知青的案件比例最大，占60%以上，有的达90%。例如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有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江苏、吉林两省，奸污女知青案均占80%以上。
这些资料披露的数据和事例令人震惊，可见当年知青的人格、地位、处境是多么凄凉和悲惨，使人感到在那些艰难的岁月，幼小、孤单的知青是多么可怜和无助。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的罪恶令人发指，让人憎恨。摧残知青的悲剧在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就连灵武这个小地方也存在女知青被侮辱、弱小的男知青被殴打的情况。虽然坏人被绳之以法，但这些知青心灵上的伤痛，一辈子也难以抚平。梧桐树乡曾有一位银川知青不知什么原因服毒自杀，他年轻的身躯葬在异乡他处。由于不公正的待遇，知青中集体绝食抗议事件在全国一些地方时有发生，关注知青命运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各地的知青点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70年国务院《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公开发布，解决知青问题的一些办法也相继在各省（区）出台。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灵武也是一样。截至1982年，灵武县除个别女知青嫁给农村青年难以返城，其余知青全部回城。自此，灵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岁月永远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深深地铭刻在灵武2053名知青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