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为了提高灵武县文艺骨干的整体文化素质，灵武第一任文化馆馆长尹旭华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将刘正福、董兴方、杨新萍、侯玉珍等一些民间艺人和文艺爱好者集中起来，去银川参加全区工农兵文艺骨干培训班的学习。在学习班上，刘正福和同去的这些学员耳目一新，感到极为振奋和鼓舞。那段时间他们感到极为充实，既学习了业务，又结识了新朋友。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表演知识外，刘正福和杨新萍等人重点参加了新剧目《清梅犁地》的排练。由于老师的水平高，教得认真，他们的审美意识及表演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清梅犁地》是一部宣传解放后实行男女平等、打破封建传统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歌剧，其场面比较大，表演起来有一定难度。这部歌剧的排练，为他们今后从事文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培训班上，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了几个宣传土地改革、贯彻新婚姻法、破除迷信的小节目。经过学习，这几个人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他们回来后积极性很高，赶排了一些新剧。规模比较大的是《三丑会》、《三百块现洋》。《三丑会》这部新剧的主题是批判旧社会神汉、神婆子、阴阳先生的一些迷信做法，号召人们讲科学，破除封建迷信。《三百块现洋》讲的是婚事要新《果园老人》、《收租院》、《白毛女》编排始末灵武编排的《白毛女》演出剧照办，婚姻要自主，坚决革除嫁女要彩礼的陋习。
这些剧目内容新颖，形式多样，演员的演技好。
节目编排好后，他们立即深入到各区各村演出，效果非常好，轰动了灵武城乡。他们的名气传开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县政府及群众的支持。不久，灵武成立了文艺演出队，先后编排、演出了舞蹈《花儿献给谁》、歌剧《审椅子》等节目。尤其是《审椅子》一剧，在当时很受欢迎。刘正福扮演队干部，张兴帮扮演地主。这部歌剧通过“审椅子”这个故事，批判地主记变天账、搞反攻倒算的罪行。后来他们又排了一些剧目和舞蹈，如余兴华和杨秋月主演的《打麦场上》，郭安忠导演编排的《会计姑娘》、李金龙等编排的《单鼓舞》。这支演出队在灵武山川巡回演出，忙个不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经过以上剧目的编排、演出，灵武民间艺人及文艺爱好者的创作、表演的水平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他们按照当时形势的需要，经过充分准备，分别排练上演了《果园老人》、《收租院》、《白毛女》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剧目。
《果园老人》是20世纪60年代东塔公社组织民间艺人及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的歌剧。民间艺人尚立业负责这个节目的编排。这个节目的演出是40年前的事了，但很多灵武人仍记忆犹新。《果园老人》讲的是解放后在某生产队果园里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歌剧紧扣时代的脉搏，讴歌了郭全忠和老伴一心爱集体的品德，批评了生产队里的落后分子赵老三爱占集体便宜的行为。这部歌剧紧扣形势，构思精巧。在自治区文化厅的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剧本经过修改后，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剧本全文被刊登在1965年12月15日《宁夏日报》第三版上。在剧中，具有演出功底的代生金、杨玉珍、李宝担任主角，分别饰演了老贫农郭全忠和他的老伴郭大婶及绰号“瞎仓官”的富裕中农赵老三。大段的唱腔及每句台词他们都反复练习，并用了灵武当地的土话演出，生动朴实，感染力极强。如赵老三的台词：“我叫赵老三，家住渠东边，大家叫我是‘爱便宜’，娃娃叫我是‘瞎仓官’。他咋说咋喊我不管，我赵老三还是个赵老三。”这段台词形象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使很多人忍俊不禁。这些演员每天排练到很晚，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布景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他们把从果园砍下的干树枝子做成树林，形象逼真。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辛苦的排练，《果园老人》在灵武举办的农民文艺汇演时一炮打响。后来这个剧参加自治区文艺调演，取得了很好的名次。尚立业被评为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又到北京参加了工农兵文艺骨干培训班的学习，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68年，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全国各地都在搞忆苦思甜活动，进行思想教育。灵武各单位、各学校都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报告。这项活动在当时力度很大，并成为一种时尚。这个时候，手工业联社领导接到上级的指示，要结合忆苦思甜活动，排一台有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排什么呢？手工业联社的主要领导张鸿年等人那些天苦苦思索着，并为此事专门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说：“最近电影院正在放映新闻纪录片《大型泥塑收租院》，这个纪录片生动地反映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和穷苦百姓的悲惨遭遇。我们根据这个题材排一部歌剧，怎么样？”经过分析讨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刘正福、刘永国等人着手编写剧本《收租院》。这部大型歌剧是根据四川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剥削农民的故事而编排的，可以参考的东西基本上没有，道具、设置更是一无所有。怎么办？好在演员、编导来自于各个工厂，能工巧匠很多，他们自己动手筹办剧中所需的东西。水牢的栅栏由木器厂去做，布景由文化馆的程季扬老师绘制，服装有的自己去借，有的请被服厂的裁缝做。尚立业这些人非常聪明，为使剧中的音响效果形象、逼真，他们摇晃白铁皮模拟打雷的声音，找来农村用的风车转起来模拟刮风的声音。这些土办法尽管在操作时很累，但效果非常好。曾在剧团工作过的郭安忠、梁德胜担任导演，边编边给演员指导。乐队的人员也是从本系统抽来的。周宽来自木器厂，王风林来自修理厂。刘文彩由刘林、刘正福分场扮演，刘永国、汤淑花分别扮演坐水牢的农民，罗佩妹扮演农民姑娘。经过半年艰苦的排练，演出即将开始。1967年12月，灵武县电影院10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走廊也站满了人。在昏暗的灯光中，《收租院》在悲壮的“交租，交租，仇如山来恨如海，总有一天红日出”的歌声中拉开序幕。穷苦的人们在狗腿子的威逼下背着粮食交租。扮演贫苦老大爷的演员叫李保，是县白皮厂的皮匠，演这个节目时已40多岁了，他是从手工业联社十几个单位中精挑出来的。他平时除做皮活外还喜欢演戏、做厨，逢家境不好的同事和朋友家办喜事，他热心去帮忙做厨。排练《收租院》时，他应邀在戏中扮演了角色。他的天赋好，悟性高，声音苍凉、高亢，有一定的表演功底，能很快进入角色。他在剧中扮演的贫苦老大爷双目失明，因交不起高利贷而忍痛将孙女卖掉抵债。王淑花扮演他的孙女。由于李保、王淑花的表演逼真感人，将这苦命的爷孙两个人物塑造得生动鲜活。剧中的孙女哭泣着说：“爷爷，你不要卖我呀。”瞎眼爷爷老泪纵横：“我怎么舍得卖你，都是刘文彩逼得爷爷没办法呀。”剧演到这里，演员和观众感情融会在一起，悲惨的剧情使观众、演员泪水涟涟，剧场内一片哭泣声。尤其是在盐池县演出时，台下有些观众竟号啕大哭，引得很多观众和演员同时掉泪，台上台下哭声连成一片。除李保、王淑花之外，刘正福、刘林等人的表演也是极为出色的。他们在工作繁忙、条件简陋、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冒着严寒和酷暑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演出。经过他们数月的努力，《收租院》这一歌剧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定边、吴忠、马家滩等地的有关部门闻讯后邀请他们去演出。一年里，宁夏先后有数万人次观看了这个节目。
可以说，《收租院》是灵武历史上投资最少、演员阵容最强大、演出最成功的一部歌剧。如今已过去30年了，稍上年纪的灵武人一提起《收租院》仍赞不绝口，夸奖这一拨人能吃苦、演技高。
“文革”后期，为了能在宁夏普及推广革命样板戏，自治区文化厅下文要求各市县积极响应，学演革命样板戏。一时间，全区各地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当时盐池县组织排练秦腔《红灯记》，永宁县组织排练《红灯记》选段，中卫县组织排练《智取威虎山》。鉴于刘正福、刘永国等人在县上文艺界的影响及手工业联社具备的文艺演出实力，灵武县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找到手工业联社负责人张鸿年，要求他们承担排练现代样板戏的重任。接到任务后，手工业联社从下属10个单位抽人，经过充分准备，开始排练《白毛女》。
当时，国家专业文艺团体已将《白毛女》排成芭蕾舞剧，并摄制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现在，要组织业余人员排演这部经典剧目，可以说压力重重。为了排好这个剧，以手工业联社为主组成的剧团首先到银川，走进宁夏文工团去学习。由于各地都在学排样板戏，所以文工团里各县的代表都有。
他们在银川找到一家小旅馆，但只有20个床位，25个人住不下，只好把床板对起来拼成大铺。整台戏需70多个演员，这25个人只好一个人学演三个角色，而且乐队的人不光担任演奏，还在戏中担任角色。当时，由王风林、尚立业扮演伪军，周宽扮演日军军官，刘永国扮演大春，罗佩妹、刘云霞、汤淑花、孙玉梅分场扮演喜儿，赵维素扮演赵大叔，冯志贤扮演穆仁智，段怀珍扮演账房先生和狗腿子，王小兰、刘正福扮演黄世仁的妈，梁德胜扮演黄世仁。由于模仿芭蕾舞《白毛女》，其节奏、动作和原剧目中的要求接近一致，排练时难度大、条件差、设备简陋等困难一下子摆在了这些演员们面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几个月里，罗佩妹、刘云霞、孙玉梅等人为了排好这个剧目，可以说身上掉了几层皮。在手工业联社的会议室，这几个女演员每天穿着僵硬的舞鞋一遍遍地练。她们没有什么艺术指导，只有放录音机，跟着音乐练。动作不到家，就一遍一遍放电影，跟着电影中的人物的动作细细揣摩。她们每天早晨6点起来练，晚上练到深夜。由于过分用功，几个女演员的脚尖、指头全受了伤，血和脓凝在一起，不停地从鞋里往出渗血。当时，这些演员都非常年轻，有的疼得悄悄掉眼泪，但是排练起来还是那么刻苦认真。虽然没有报酬，没有任何奖励，但他们依然凭着对文艺执著的追求进行苦练。由于服装是借来的，道具是自己做的，出外演出坐的是大卡车，当他们初到一些乡村时，群众会很吃惊，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演出队伍？条件怎么这样差？但搭起戏台，音乐响起时，演员们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演出往往使观众折服，演出场地会响起响亮和长时间的掌声。《白毛女》在灵武演出场场爆满，在银川红旗剧院演出时受到了高度评价，获得了自治区群众文艺汇演银奖。
《白毛皮》的成功，给演员们增添了信心。他们先后到盐池、马家滩、磁窑堡等地多次巡回演出，获得了极好的声誉。
尽管已过去了许多年，这三场大型剧目的排练及演出的情景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