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没有读过书，没有参加过工作，一生中除了服侍公婆、丈夫，抚养孩子成人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独特的经历了。可是，当她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永久地和我们分别了的时候，这一年多时间，不知怎的，在她身边发生的、经历的很多小事不时地涌现出来，萦绕在我们几个子女的脑际。我们将这一连串的小事连结起来，不由得对母亲肃然起敬，平凡、执著、善良、刚毅，这就是我可爱的老母亲啊。
我们家从陕北迁至宁夏后，随着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欺凌，在这几十年中，家庭遭遇了几次大的劫难。在我的记忆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庭遇到的磨难是永远涂抹不去的。那一年父亲被下放到梧桐树史家壕。按照当时规定，城市人口每月供应口粮12斤。这点粮食对于家居农村的农民来说，似乎还能顶了过去，因为农民家中还有黄萝卜、白菜一类蔬菜，有的人家还有糠麸、玉米秆可以补充，家底好的人家还贮存着一些粮食。可是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到农村，除了借住的队部的两间破库房外，每天只有那么一点粮食，锅里的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我姐饿得皮包骨头，我二哥饿得几乎起不了床。面对这样的危难，父亲一筹莫展。这时我的母亲也着急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寒冷的西北风不停地刮着，将打麦场吹得一干二净。
这时母亲发现了石碾碾压后残留在泥土里的麦粒、稻粒。她的个性很强，是想到做到的。她走进家门，喊出我哥我姐，带上铁铲、笤帚、簸箕，一铲一铲从地上往出抠残留在场上的粮食。那几天她带着我哥我姐不停地抠啊抠，终于抠出十几斤粮食来。别看那十几斤粮食，在当时可解决了大问题。父亲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文革”中，父亲挨整被关进了干校的牛棚。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顶梁柱被抽走，家庭的困难就不言而喻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用，流多少泪也引不起那些造反派、当权者的同情。母亲没有文化，不懂得方针、政策，可是她深知父亲是清白的，总有一天他会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走回家的。于是她走进居委会，要求主任给她找一份工作，以解决家庭的困难。俗话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母亲的陈述引起了居委会领导的同情，于是母亲走进灵武东街居委会办的茶铺，干起了烧开水、卖茶水的活。那一年母亲已是快50岁的人了，要说年龄倒不是太大，但母亲是小脚，坐在街上卖水还可以，最让她发愁的是从井中打水。母亲本身走路都困难，要从十几米深的井中打水对她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和母亲干活的几人中也有刁钻之辈，她们嫌母亲进来工作减少了她们的收入。每当看到母亲拐着小脚，一步一步吃力地从井上取水的时候，她们便发出冷笑，不但不帮忙还说一些风凉话。这时，母亲总是默默地忍着，咬着牙，一桶一桶将水缸提满。这就是母亲，她的坚毅，她的刚强，每在关键时刻就表现出来。数月下来，母亲的勤快、肯吃苦赢得了居委会领导的好感。整整一个夏季，母亲出来卖茶水挣了点钱，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后来她又到白皮厂缝皮子，到机关农场砍高粱。她干各种活都能适应，这与她卖茶水这一段经历是截然分不开的。
进入“文革”后期，经人介绍，我哥和远在陕北定边的一女子相识，相处一段时间后，决定在冬季举办婚礼。经过数个月的准备，婚期很快到了，可就在娶亲人马上出发赴定边的时候出了问题。原来，在订婚时父亲答应给我嫂子买一件皮衣，但那时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好，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买羊羔皮衣。这时我哥的婚姻介绍人发脾气了，他生气地说：“皮衣要不买上带去，这娶亲的事我不敢办了。到了定边新娘子家不发亲，事情搞砸了，你们不要怨我！”看到介绍人生气的样子，父亲着急地在院中来回走动着，不知怎么是好。这时母亲想到了自己身上穿着的羊羔皮衣，这是十几年前父亲刚到宁夏不久给母亲买的，虽然面料很旧了，但翻开里子，羔羊皮还是雪白的。母亲想了一下，就将皮衣脱下。介绍人用手翻了翻，觉得手感不错，是一件好皮衣，于是他的情绪好转了，把这件带有母亲体温的皮衣裹进一个包袱，和娶亲的人上路了。那一年冬天很冷，母亲脱掉皮衣后穿上了一件很旧的棉袄。还是父亲心细，看到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将母亲唤进屋里，用好话安慰了一番。我哥结婚数月后，天气转暖，有一日我嫂子整理衣服，露出了那件皮衣。我看见母亲注意那件衣服了，这时母亲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20多年后的一天，我在一家皮革厂见到了一件制作很精美的二毛皮衣，是紫花面子的，里边的二毛雪白，柔软细长，波浪曲线很美，我买上后兴冲冲地来到母亲身边。在我的督促中，她穿上了，我看见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73年，经过审查、落实，一些老干部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灵武北门的干校里的干部们一天天少起来。这时我的父亲不但没有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是雪上加霜，又被指派到内蒙古上海庙机关农场的羊场放羊、看羊场。那时的上海庙羊场人烟稀少，极为荒凉。父亲被指派到这里后，生活非常艰苦，缺菜少盐，上顿下顿是黄米粗粮，偶尔才有一点咸菜，有时一连几天只能撒一点盐面子吃饭。这样艰苦的生活，给已是50多岁的父亲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父亲的胃病犯了，经常疼痛，头上白发增多了，脸上的皱纹很深很深，腰也有些弯了。由于路途远，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每回一次家要走上两三天，回到家中人已憔悴不堪。就这样，他忍着痛苦在上海庙一天天熬着，那些天对父亲来说真是度日如年。
这时母亲产生了一个想法，她决定自己去找县委书记，请求组织批准父亲回家。她知道父亲会坚决反对，便在父亲又出发到上海庙后的一个上午，在县委书记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着。县委书记姓杨，他家离我家不远，母亲知道他每天一定从这里经过，于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在一个高台子上坐着耐心地等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午12点多时，她等来了杨书记。杨书记认识我母亲，他耐心地听完母亲的陈述。母亲性子急，一口气将家中的困难、父亲的辛苦说完。杨书记思考了一下，告诉母亲：“你快回去吧，我们尽快研究。”不久，父亲从内蒙古上海庙机关农场羊场调回来，安排在工商局收税。事后父亲才知道是母亲找了杨书记。
他嘴上虽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非常清楚，母亲在关键时候又帮了他一把。
到了1978年，儿女都逐渐长大了，但一家人却挤在一盘大炕上总不是个事。我那时已参加工作好几年了，每天来一些朋友玩闹，常影响家中其他人，于是我打算在自己家的小院子盖一间小房子。盖房子需木料、土坯，家里很穷，父亲正在接受审查中，哪里找这些东西呢？就在为此事发愁之时，离我家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拆房子，拆下的土坯很完整，但一一被生产队用榔头敲碎沤肥了。这个情景被路过的母亲看到了，她对生产队的队长说想用一点土坯。那个队长是个好人，同意让母亲搬一些土坯回去。那几天，母亲似乎变了一个人，拐着一双小脚一趟一趟地搬土坯。母亲一趟只能搬一块，而每块土坯足有十几斤重，她不停地搬啊搬。这个举动让生产队的一位女社员极为感动，她帮助母亲将一些土坯翻出。那一个星期，母亲搬回的土坯总有一二百块，在院中的小田里堆了那么高。晚上，她的双脚磨得发红，她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修着磨出的老茧。那间小屋终于盖起来了，那里面渗透了母亲的汗水和心血。当我住进明亮整洁的小屋，母亲欣慰地笑了。唯有邻居及生产队的人方知，这一间小屋来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