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不停地把屋后大槐树上的叶子刮了下来，使满院子都是枯黄的落叶。母亲去世一年后，一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清晨，在父母膝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兄嫂含泪搬出了旧居。在房地产开发公司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父母的旧居消失了。
曾在父母房屋中摆置过的旧家具，在房子拆迁前，兄妹将它们暂时搬到了我的家中，这些雕刻着老人艰辛岁月的桌椅板凳和钟柜，仍散发着老人的气息，凸显着艰难岁月印上去的痕迹。它们穿透着岁月，覆盖着风霜，堆砌着期望，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望着我和我的儿孙。这些家具到我们家的时间最短的也十几年了，而且非常破旧了，但谁也舍不得扔弃它。兄妹们仍是那么爱惜着它们，眷恋着它们。几个月里，我有空的时候，经常在它们的面前徘徊，渐渐又读懂了很多。
这是一个油漆着赭紫色底色、缀着铜扣件、画着黄颜色芍药花图案的木箱子。母亲在世时，我们忽视了这样的细节，未曾问过，这个木箱是哪的。擦洗时，我看到里面全部用报纸糊裱着，留着大片的水渍，报纸非常脆，时间太长已呈现出枯黄的颜色。爱好收藏的朋友王兆贤趴在跟前认真地研读。这是1951年5月7日的报纸，报纸上的文章是《王老汉控诉一贯道》、《马得贵的又一笔血债》、《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组成》、《本市八百道徒自动退道，纷纷控诉道头罪行》，等等。这些文章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读起来使人感到有一种滞重的情绪在弥漫。从裱糊的报纸上的时间推算，这只木箱子至少已55年了。由于年久失修，木质非常枯脆，裂了很多缝子。我轻轻擦洗后，让孩子去街上买回清漆和腻子，仔细将箱子上已裂开的缝子刮好，大哥怀珍将它细心地油漆了两遍。这只老箱子现在就摆放在父母遗像的旁边。还有一个红颜色的板箱，年代也很久了。听我哥讲，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家中的一些衣物没处放，母亲用布包裹着一些旧棉衣和棉裤。父亲在一次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这个箱子价格不贵，就买下来了，这是父亲置下的一件家具。除了放一些衣物外，父亲还喜欢将书、笔记放到里边。它木质厚，做工结实，不易被虫鼠破坏。母亲生前曾多次说过，要不是衣物实在没处放，父亲是根本不会买这个箱子的。我仔细地把这个箱子油漆好后，请木匠做了个绿色的箱架子，将它摆放在我家，思念父母时，抚摸着它，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在父母旧居曾摆放着两个蹲箱，也叫独柜。一个是红油漆柜，柜脚刷着绿颜色的油漆。做这个独柜的木匠手艺不错，形状做得比较方正。这是母亲60年代在县城集市上买的。这个柜子原来是装粮用的，里面用板隔成两半，用来装米和面，我擦洗时，看到在经常揭盖的地方有一片重重的痕迹，这是老母亲几十年舀米盛面揭柜盖时留下的痕迹，它是母亲拉扯儿女、辛勤操劳的见证。凝视母亲留下的印记，泪水静悄悄地滑过我的脸庞。我未擦去这片痕迹，仍让它留了下来。
另一个咖啡色的独柜是母亲1973年冬天买的。它的造型很不好看，上下不齐，看起来做它的木匠手艺不行。1973年是“文革”后期了，父亲在内蒙上海庙看羊场，家里的生活靠母亲辛劳地操持着。那个年代家穷贫寒，老鼠也多，家里的衣服经常被咬，母亲买这个柜子的用意是装衣物。这个柜子本身做工很差，样子也不好看，充其量能值十几元钱。善良的母亲第一次买这么大的家具，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价格。卖柜子的木匠发现母亲说着地道的陕北话，是外地人，老实可欺，竟将这只柜子多卖了十几元钱。父亲从内蒙古上海庙羊场回来后，看到家里多了个独柜。母亲把买柜子的情况给父亲说了后，父亲很不高兴，埋怨母亲不应该买这只柜子：“家里这么穷，孩子们上学、吃饭都要花钱，你买它干啥。”母亲当时没有吭声，他走了之后，母亲在我们跟前发了一回牢骚：“你大大一辈子是公家人，从来不置家业，我省吃俭用才买了这么一个柜子，难道还买错了？”这只柜子在我家已经放了32年了，做工粗糙，仅柜墙是沙枣木的，柜底用的是柳木，已被虫蛀得很厉害，柜腿子也掉了两个。我请来木匠赵德元重新更换了柜底，修理好两个腿子。我的朋友吴国林、马志英、张万海将柜子仔细擦洗干净，又上了两遍清漆，非常光亮。它现在仍旧摆放在父母的遗像前。
母亲生前非常干净利落，家里虽穷，但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家里有一个红色的松木小插屏，就是母亲生前很喜欢的家具。这是“文革”后期家庭生活好转后，母亲花几元钱从集市上买的。今天看来这件小插屏工艺很粗糙，木质不好而且尺寸太小，镜面水银镀得也很薄，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水银已经脱落了。尤其是镜架卯太小，套得不结实，好几次裂开后都是父亲用小钉子帮母亲钉好的。它始终放在家中的木柜上，母亲每天对着上面的镜子梳头。特别是我的外甥女梅子给奶奶梳着雪白如银的头发时，母亲脸上露出舒心的微笑，那种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令人难以忘怀。母亲生病后，行走很难，几乎没怎么再照镜子了。这个小插屏好像也有灵气，失去了主人的呵护后，不知什么时候它又散了架，失落地躺在家中的一角。母亲去世后，我拿起这个小镜架，眼前浮现出母亲几十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个小镜架和小镜子，记述着过去沉重的岁月，曾映照过母亲花白的头发和慈祥善良的面容。我细心地用胶将这个小插屏粘好，将缺少的两块小横担补齐，用红漆依照原样油漆好。经整理后，现在这个小插屏又整齐地摆放在母亲的木柜上，仍旧静静地照着这个家。
有只闹钟是1986年买的，至今也20年了。听我二哥讲，那一年，家中的儿女都成家了，父亲办理了离休手续，享受着副厅级的政治待遇，大家都盼着吃苦受累、操劳一辈子的老父亲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事与愿违。用母亲的话说，父亲一辈子是个大忙人，离休了反而更忙了。他身兼老年体协主席、老干部支部书记、关心下一代协会主席、人民法院陪审员等一系列的社会职务，整天忙碌不停。家中有一只很小的马蹄表，为掌握时间，每天晚上父亲都咔嚓咔嚓地上发条。谁也说不清这只小闹钟是什么时候买的，它经常出问题，不是快了就是慢了。细心的老母亲知道父亲是军人出身，非常遵守时间，心里盘算着给父亲买一架好的钟表。1986年的夏天，灵武街上举办物资交流会，母亲去街上转了一趟。吃完中饭后，她到我二哥房间，拿出几十块钱给我二哥说：“交流会上卖着好几种闹钟，有一种能放在桌子上的，颜色是紫红色，上面还有一匹好看的马，你给我买架回来。”我二哥听完母亲的吩咐，答应了。他没有拿母亲的钱，转身出去上了街。这是老母亲第一次开口让儿子帮忙置买东西，而且叮咛得那么细，他丝毫未敢耽误。下午，我二哥兴冲冲地将母亲看好的那个紫红色的闹钟抱了回来。母亲看到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谁知一辈子不置家业的老父亲看到后，又是一脸的不高兴：“家里有一个表还能用，怎么又买了一个，真是糟蹋钱。”可是当我二哥把钟的钥匙递给他，给他讲解怎样上发条、怎样校对时间时，他慢慢地笑了。那一天，母亲不知将这架她喜爱的座钟擦了多少遍，那种情景给我二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遗憾的是那个阶段我在县建委搞城市规划，非常忙，未能亲眼看见母亲喜悦的面容和这种场景。就这样，这架闹钟在我父母家一直留了下来。父亲去世后，母亲不会给闹钟上发条，这个工序就由孙子、孙女承担了。母亲生病后，不愿再听它响亮而有节奏的嗒嗒声了。此后，这架闹钟冷寂孤独地立在木柜上。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和兄长姐妹们仔细地看着这架闹钟，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它。这小小的物件，伴随着父母的晚年，记述着父母晚年的时光，融会着父母已逝去的岁月。望见它就想起了父母，所以，我们会永远珍惜它、爱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