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痛斥“平江惨案”制造者的罪行
1939年6月9日，叶剑英来到中国西南山城重庆。
这时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叶剑英到来后，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这时，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正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开始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面对这种困难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叶剑英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决定集中全力巩固国共合作，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一切投降阴谋和反共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叶剑英来到重庆的当天，就与周恩来分析在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军新的动向，并致电毛泽东，作了如下预测：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目前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并增强国民党进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6月10日，叶剑英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由于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致使商谈没有取得结果。周恩来于18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平地起风波。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22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军歪曲报告惨案经过及当局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为死难者雪冤，将凶手治罪。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成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的报告，依旧将“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审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诉与质证之自由。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连续提出郑重抗议，要求严肃追究事件凶手的责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在乎江嘉义镇工作了1年又9个月。在这一期间，该处负责治愈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者70余人。涂正坤兼任过平江动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并妥善送交友军。事实恰恰说明，涂、罗两同志领导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劫夺友军，而是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不仅不是捣乱后方，而是帮助政府安定后方。”接着他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说：“平江残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用来掩盖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军队抗战于前，奸徒捣乱于后，公理不会容许的，抗日军民不会容许的。”叶剑英最后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
“平江惨案”激起了全国各地爱国军民的强烈义愤。在长沙、南昌等地，在共产党组织主持下连续召开了追悼会、纪念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亲自撰写挽联、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叶剑英的挽诗是：
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
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
其后，叶剑英怀着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深刻地揭露“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二与何应钦的交锋
风云变幻。叶剑英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南方局军事组钱之光、李涛、边章武、曾希圣、薛子正、王梓木、雷英夫、张清化、陈家康、傅大庆等同志经常分析“敌、我、友、外”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研究对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美、法各国害怕日本与德国配合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抗战，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则希望在不损害其在华既得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受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双重影响，加紧推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这一年11月间，何应钦和贺耀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约见叶剑英，挑衅性地提出一些无理要求。何应钦声称：第一，为了维持法币信用，你们在华北不能自发钞票。第二，你们过去答应委员长，在军队改编两年后可以由中央派少数人到军队中工作，现在已两年多了，为使宣传口号得到兑现，中央政府特派人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以资联络。第三，以后发给十八集团军的经费，直接发到师，以免你们把军费用到其他方面，如延安办许多学校之类。第四，委员长训示，如同意上述意见，第十八集团军可增编成为三个军六个师。对这些问题，何应钦要叶剑英致电延安征询意见。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后，以个人名义作了如下答复：（一）八路军并未发行钞票，河北地方政府所成立的银行及其所发行的钞票应如何统一，请中央（国民政府）转知各地方政府共谋解决。（二）关于人事任免，事实上已经统一，八路军团长以上官长，都是呈请中央委任的，至于中央要派政工联络员的问题，须请示前总。（三）经费用途，我军都用到军队本身，陕北所办各种学校，其经费均源自学生自筹及南洋华侨捐款。对于叶剑英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回答，何应钦只好保持缄默。
1940年1月4日，叶剑英在重庆与何应钦再次举行会谈。何要求中共取消所谓“违令扩充”的部队及“非法”设立的军区，企图限制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叶剑英说：“这些军队和军区，是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肩负着严重的抗敌任务，故不能取消。”他进一步指出：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国民政府应允许八路军现有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其所辖地区，承认在抗日前线肩负着指挥抗敌任务的各军区。因何应钦坚持其无理要求，这次谈判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何应钦在谈判桌上和叶剑英的交锋，只不过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反共“政治磨擦”的一个插曲，顽固派在加紧制造更大的“军事磨擦”。这两种“磨擦”构成了一曲反共的大合唱，声浪越来越高。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布置石友三所部进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进攻太行山八路军；阎锡山所部在晋西地区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军决死队；蒋鼎文、胡宗南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正面战场减少军事压力，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为对日，妥协投降进行准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粉碎了这次反共高潮。
三“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公开宣布共产党、十八集团军的“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在会议开始之前，蒋介石作了精心安排：由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要求检查1939年底至1940年初对日军冬季攻势作战失利的原因，企图歪曲事实，加罪于十八集团军，并提出整顿军纪、军令的口号，目的在于逐步消灭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安排天水行营、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参谋长发言，向十八集团军发起围攻，进行诬蔑诽谤，制造“惩办讨伐”的口实。但对国民党军在华中进攻新四军的事实避而不提，以便集中攻击十八集团军。规定每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都不得超过30分钟，这样就可以限制叶剑英参谋长的申辩发言。
叶剑英在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开会通知时，正在养伤。几天前，他从红岩村外出办事，因天雨路滑，不慎滑倒摔伤了胳膊。在这种情况下，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内部对于叶是否出席会议有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会是例行会议，开不出什么名堂，叶又在病中，可以不去。另一种意见认为，叶不去不好，因为张云逸不能来，来了按规定也没有发言权，如果叶不去，只有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萧正岗一人参加会议，难以应付。还有一些人担心这次会议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的时候，蒋介石很可能要搞阴谋诡计，不宜前往。
叶剑英和南方局的秦邦宪、董必武等商量后，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做好准备，应付这场斗争，于是决定自己带病出席。为了更好地应付复杂的局面，赢得这场“交战”的胜利，叶剑英组织军事组和有关人员日夜加班工作，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派来参加会议人员的动态；汇总八路军几年来的战绩和1939年冬季作战的材料。同时，叶剑英和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同志一道查找了过去积累的磨擦材料，请刚到重庆请求赈灾的冀南代表齐燕铭等，详细地介绍了石友三所部在冀南制造磨擦迫害人民、破坏抗战的许多典型事例；请刚从山西战区来的地下党的同志和朋友，介绍阎锡山所部进攻山西新军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材料；同时向有关方面收集到朱怀冰、张荫梧、侯如墉等制造磨擦进攻太行山八路军的许多罪行材料，特别是找到了张荫梧联合日伪皇协军共同进攻八路军的命令、文件等最有说服力的铁证；还找出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上面载有1939年11月19日共同社有关中共晋察冀部队在涞源县作战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中将详细情况的广播原文。日本共同社在这篇广播中，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说他“在与八路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因而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这篇报道从反面有力地证明八路军是全国最坚决抗战并得到了最光辉战绩的主力军。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对国民党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流言是最好的反击。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叶剑英确定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开会那天，叶剑英按照规定，身着黄呢子军服，佩带中将军衔，进入会场。他虽然伤未痊愈，臂带石膏夹板，但仍精神抖擞，仪态从容。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要进行检讨，整顿军纪军令。接着，话锋一转，说接到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现在要彻查此事，严肃军纪。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按照他们预定计划，天水行营参谋处一个姓盛的处长就破阵而出，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不让民众与友军接近，致使友军作战十分困难；冀察战区没有完成冬季攻势作战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侯如墉、夏维礼等部，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接着，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闽等连珠炮式地发言，抛出什么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贩卖毒品”等等罪名，女肆进行攻击。蒋介石、何应钦自以为得计，眉飞色舞。而那些比较正直的且有抗日救国心的人，则提心吊胆，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叶剑英参谋长捏一把汗，为团结抗战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兴亡担忧。
面对种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叶剑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冷静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准备后发制人。第一天散会回来，他立即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一起，针对会议上反映的问题，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进行了修改补充。
3月8日，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便要求发言。在得到会议主持人同意后，他仪态大方地走上讲台，环顾四周，胸有成竹，有针对性地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