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霍金的信交给拉斯基的时候，他粗略地扫了一眼，然后扔到一边，满脸厌烦地说：“霍金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我目瞪口呆！我在给父亲的信中没有提及此事—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这件事情几乎非常丢人—但我的确注意到，拉斯基的极端思想似乎是对“气人有笑人无”这句老话的验证。
把国家看成“社会的基本工具”的拉斯基在来自印度的学生当中尤其有影响力：他们一窝蜂地赶去听他的课，仿佛深深地迷上了他的宣讲。按照许多人的判断，受拉斯基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这些英国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独立。比如，掌控印度头号大党国大党的主要是那些跟他学过社会主义的人们，而他的思想多年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耶克和罗宾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比其他教职人员都保守。事实上，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英国构成了对抗凯恩斯及其剑桥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反对中心。
那年，我的导师是着名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974年，哈耶克因为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资金、经济循环周期和资本理论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与熊彼特一样，哈耶克信赖市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还有诸多不完美之处，市场还是一个最可靠的途径，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哈耶克还相信，政府应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裁判和担保人而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充当经济资源所有者或市场仲裁者的角色。
我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时候，他将近40岁。虽然他具备众所周知的聪明才智，却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他讲课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条。他的着述冗长晦涩，几乎无法读懂—至少很难在读的时候不打瞌睡。尽管如此，我发现自己非常赞同他的基本经济理念。从个人角度说，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慈祥长者。我记得他不只一次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罗列的剩余的“自由经济学家”名单。他常常不无悲切地看着那个名单，然后发出一声叹息。他相信，这个名单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因为相信自由市场的人们正在减少，而大多数新兴的经济学家都在追寻凯恩斯模式。我敢肯定，哈耶克—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3岁—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再次青睐自由市场，一定会感到十分宽慰。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也没能知道他是否编过一个新的、更长的名单！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喜欢的老师是莱昂内尔·罗宾斯。我到伦敦经济学院的那年，他刚刚接任经济系主任。在那个时候，罗宾斯是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是，与我在那个时期遇见的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比，他不那么固执教条，而且灵活得多。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新模式，他强调逻辑性和有效思维。他常说，人们应当区分什么是现实经济中实际上发生的和什么是我们可能希望发生的。
在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与拉斯基和凯恩斯在几个关键性政治经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罗宾斯和凯恩斯于1931年首先“交手”，当时他们都在一个研究失业问题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任职。凯恩斯推出了他站在需求角度的想法—公共工作、减税和赤字开支，结果被罗宾斯成功地推翻。但是，罗宾斯后来加入了支持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加强管理的阵营，声称自己过去与凯恩斯的不同意见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罗宾斯在英语书写和演讲方面风格十分优雅。战后，他对艺术的兴趣开始超过了经济，成了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和皇家剧院的院长。莱昂内尔是我认识的知识最渊博、见识最广博的人之一。我十分珍视他的友情，直至他于1984年去世。
与肯尼迪家族的交往
我和比尔度过了充实而愉快的一年。我们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获取了有关英国以及英国人民的大量知识。比尔是个快乐的伙伴，我们在周末常常骑车到乡下，或者打高尔夫球，或者去新结交的朋友们的家里拜访。有几次，我们到牛津和剑桥去看望也正在英国读书的哈佛大学的朋友。有一回我们去剑桥的时候，见到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他的妻子基蒂。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就认识肯，当时他是农业经济课的年轻讲师。肯非常敬仰凯恩斯，专门到剑桥投奔到这个伟人的门下求学。虽然我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大相径庭，但这一点从来没有妨碍我们保持多年的友谊。
有一次，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当时他在为《标准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写稿—来采访到英国学习的“洛克菲勒”。第二天，他在自己的专栏里透露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英国新娘。该报道在整个大英帝国到处转载。短短几个星期内，我收到了几十个潜在新娘—有的来自遥远的尼日利亚—铺天盖地的求婚信，许多信还附有照片。
半年后，约瑟夫·P·肯尼迪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来到英国，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在后来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肯尼迪在英国很不受欢迎。首先是因为据说他同情纳粹分子，然后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后反对美国为英国和法国提供援助。但是，那些都是1938年年初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他深受英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喜爱和尊敬。
大使很快就成为伦敦社交舞台上的一个风光人物，经常被拍到出现在肯辛顿的夜总会和狂欢晚会中。他和肯尼迪夫人在美国使馆大摆宴席。他们还举行了一个奢侈的舞会，以便将他们的女儿凯瑟琳介绍给英国社会。那次舞会，我也应邀参加了。我就是在那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约翰·F·肯尼迪。他也是为那场舞会专程从哈佛赶来的。虽然我们是哈佛的校友，但素未谋面。他是个富有魅力、擅长交际的年轻人，身体有些纤弱，一头深红色头发。他似乎急于获悉我对英国政局的印象。
凯瑟琳既漂亮又活泼，在伦敦取得了巨大成功。她后来嫁给了哈廷顿的侯爵，但那年她还没有许配人家。我和她有过几次愉快的交往。不幸的是，战争过后不久，凯瑟琳和她的丈夫就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生了。
佩德罗·贝尔特伦：秘鲁的未来首相
在伦敦的那一年，我结交了几个挚友，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我年长将近20岁的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佩德罗来自秘鲁一个拥有土地的名门望族，是极具影响力的《新闻报》（La Prensa）的所有人和出版商。他在20年前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位，在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过秘鲁中央银行的行长。佩德罗在英国是为了照料家族的生意，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每周都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经济学院旁听几节他感兴趣的经济学课程。他是个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单身汉，给我介绍了几个我自己可能永远也遇不到的美女。
佩德罗实在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因此我给了他一封写给我哥哥内尔森的介绍信。内尔森已经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此举成了一种巧合：罗斯福总统任命内尔森为泛美事务司（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的协调官，而佩德罗成了秘鲁驻美国大使。
再访第三帝国
1937年的圣诞假日期间，我和比尔到德国旅游。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用木浆做的“毛衣”。我估计，真正的羊毛已经被军队征用了。
在慕尼黑，我们目睹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的隆重葬礼。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的真正领袖，是1923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时的同伴。前所未见的浩大人群挤在慕尼黑的主干道路德维希大街上，沿街两侧站着直挺挺的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我和比尔挤到前面的时候，葬礼的队伍开始经过，希特勒走在迈着正步的士兵们的前面。就在他大摇大摆地接受胳膊僵硬的纳粹军礼，在雷鸣般的“胜利”的口号声中从前面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莱卡相机拍下了他当时的形象。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那群人那样的疯狂崇拜劲儿，也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崇拜所代表的强烈的不安。
在经历了那次叫人头皮发麻的事件以后，剩余的假日我是在法兰克福跟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好朋友恩斯特·蒂弗斯一起度过的。恩斯特·蒂弗斯的父亲是德国着名的实业家。我们参加了几个聚会，包括法兰克福上流社会似乎沉醉其中的一个极度奢侈的化装舞会。通过交谈，我得知许多人相信，希特勒要求归还德国领土的强硬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虽然没有人愿意提出抗议。我还觉得，日常生活的日趋军事化、恐怖的纳粹思想，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残酷迫害，已经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和焦虑心理。人们似乎非常害怕说错什么话或做错什么事。“嗨，希特勒！”是所有人必须使用的问候语。无论什么时候遇见纳粹官员，人们都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我所参加的那些晚会中的欢快气氛显得做作、空虚。我带着对未来的忧虑回到了英国。
达尔马提亚海岸与希腊
1938年感恩节假期，我和比尔跟哈佛大学的3个朋友一起到亚得里亚海旅游。我们乘坐的是从威尼斯出发的一艘意大利游轮。船舱很小，但干净舒适，吃的东西简直是价廉味美—要知道，整个5天的旅途只花了我们每人5英镑（当时相当于25美元），还包含所有的花销！我们在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扎拉、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分别逗留了几个小时，最后在意大利的巴里结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