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巴里飞到雅典，然后租了一辆车，驱车穿过伯罗奔尼撒到斯巴达和帕尔纳索斯山，接着回头沿科林斯湾到了德尔斐。我在雅典的布列塔尼大饭店的酒吧喝酒的时候，遇到了在哈佛以其深受欢迎的《圣经》课而闻名的柯索普·莱克（Kirsopp Lake）教授。他邀请我跟他和他的妻子、养女乘夜间的船去萨洛尼卡。在那里，我将和他乘坐小船去圣山半岛，他将在半岛的正统寺院的图书馆里寻找手稿。这一邀请太诱人了，叫人无法拒绝。
我原先希望到罗马跟威廉·菲利普斯和他那迷人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一起待上几天，但由于我要跟莱克教授一起旅行，因此这部分旅程安排不得不缩短。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正在进行消灭疟疾项目的昆虫学家。他主动提出让我晚上跟他同住在他的小房子里。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假期。
芝加哥大学
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我急于返回美国，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该大学拥有全世界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学师资力量，其中包括一些显赫的人物，比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奈特的课，觉得他在经济学上更为达观的方式很令人信服。莱昂内尔·罗宾斯对奈特很熟悉，鼓励我到他的门下学习。虽然祖父曾经帮助该大学的创建，但这一点显然不是我选择的首要因素。
在过去的50年当中，芝加哥的“经济学学派”由于坚定不移地提倡市场经济，坚决支持货币主义，赢得了不小的名声。这些思想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密切相关—他的观点如今已经成了芝加哥学派的象征，即教条地坚持政府丝毫不得干预市场以及客观的定价机制。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活动应当绝对地致力于利润最大化，不应当转移注意力，涉足于属于“社会责任”范畴的外部活动。
虽然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经济学教学班子，成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的助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拒绝被归类到眼下所指的意义狭隘的“芝加哥学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方面，他们两人都倾向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不是政府的干预，但我相信，他们都会反对弗里德曼关于排除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
奈特、瓦伊纳和兰格
1938年秋天，我到达芝加哥，说服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成为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来自波兰的避难学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同意加入委员会。对于我的论文题目，我已经有了个大概想法—海克教授在伦敦已经建议我考虑经济浪费的题目，但我请这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帮我制订一个更加具体的计划。
弗兰克·奈特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当中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他撰写的最着名的着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很不寻常，因为该书强调道德方面的考虑必须纳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他在书中、在讲座上提出的探索型问题测试着经济信条在道德方面的有效性，引起了大量激烈的争论。
奈特怀疑，政府的强权是否会像新政的策划人所声称的那样自动导致人民生活和幸福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奈特批评了那些在解决重要社会问题上只谈论资本主义效率的人，因为那些人没有同时认识到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和现有制度明显的失败之处。
雅各布·瓦伊纳最出名的是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瓦伊纳认为，无障碍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途径。作为一名教师，瓦伊纳以严厉、苛刻的治学态度而闻名。他自己很有条理，很敏锐，也不能容忍学生们达不到他的水准。据说，当学生们连续两三次得不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就会把他们赶出教室。他只是简单地说：“你不配在这个班级，再见。”然后，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对我总是非常友好，在我就自己的论文向他咨询的时候，他表现出很愿意帮助我。也许我很幸运自己只是在征求他的意见，而不是参加他的日常研究生课程。
奥斯卡·兰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名气既不如奈特，也赶不上瓦伊纳，但他给我的论文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同的侧重点。兰格是个社会主义者，是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旗手。他的着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声称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用词，它可以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效得多。显然，该理论还从来没有在现实当中实现，但兰格还是自信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兰格是大批移民学者之一，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为逃避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聘用兰格，是因为他在数学统计方面的能力和凯恩斯经济学方面的知识。1942年，兰格成了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格恢复了自己的波兰国籍，成了常驻联合国大使。后来，他在波兰政府担任过多个职务。兰格是个慈祥、温和的人，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像拉斯基那样喜欢蛊惑人心。战后，我在联合国几次见到兰格，他当时显得筋疲力尽、郁郁寡欢。
中途生活
大学里聚集了一批耀眼的人物，从大学的一把手开始，其中有许多人个性很强，执着、顽固。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主宰着大学，持续不懈地让该市的商界暴跳如雷。以“神童”着称的哈钦斯在29岁那年辞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务，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位置。他给橄榄球下了禁令，又重新设置了大学生学位课程安排，从而很快就在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哈钦斯偏向于为大学生提供内容宽泛的文科教育，重点是他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主义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开发的“巨着”计划。
哈钦斯的改革疏远了师资队伍中的许多人，而那些人同时也对他的傲慢和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哈钦斯还不断地把自己鄙视的芝加哥商人和政客树为敌人，觉得他们眼界狭窄、鼠目寸光。哈钦斯太太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她是个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艺术家，拒绝在任何方面支持自己的丈夫。1938年，她更是将自己画的他们女儿的裸体画当做圣诞贺卡四处散发，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我们家对芝加哥大学的创建以及大学早年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年里，哈钦斯却从来没有邀请我到他家参加过任何活动。但是，我估计哈钦斯可能曾经鼓励他的副总裁威廉·B·本顿（William B. Benton）—本顿–鲍尔斯（Benton & Bowles）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花点时间跟我在一起。本顿向我介绍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包括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拉姆尔是个人高马大、爱抽雪茄的匈牙利人，在管理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的那些年里曾经是父亲的亲密顾问，而该基金会资助了美国许多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跟我父亲一样，拉姆尔一直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不论是在清除腐败和贪赃枉法方面，还是在强化行政服务、改善市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上。
拉姆尔让我接触了芝加哥的公共管理清算中心（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该中心从斯佩尔曼基金会（我们家族的又一个慈善基金会）获得过大量的资金。正是通过该机构，我开始明白了各级政府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将政府服务当做一种可能的事业道路来考虑。
本顿还安排我见了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利普·拉福莱特（Philip La Follette），探讨我是否应当进入政界。拉福莱特的意见是，我永远不可能以我的名字被选举进入政界—除非我在中西部买一个农场，创建一种新生活、一个新形象。他的意见打消了我走政治仕途的念头。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此虚伪地扮演一个我不会胜任的角色。那种花招很快就会被人们看穿。
在芝加哥那年参加的社会活动经常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宾客当中有许多人卑劣地追随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所鼓吹的孤立主义立场，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第一”，积极反对介入任何国际事务。1939年夏天，在索尔哲菲尔德举行了一次着名的“美国第一”集会。我记得人群中发出雷霆般的欢呼声，那是在为我少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演讲喝彩。林德伯格已经成了孤立主义立场的旗手。
我在芝加哥的一年获得了学术上的丰收，但我期望着回到更加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由于我已经达到了必需的住校学习时间要求，通过了总体资格考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15个经济学家在3个小时里不断地向我提出尖锐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决定回到纽约的“基魁特”撰写我的论文。
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佩吉·麦格拉思。从伦敦回来以后，我一直在非常认真地追求她，希望能够离她更近一些，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
在学术方面，我的成绩多亏了那些教过我的出色的经济学家们。我的师长们是些真正的探索者，他们相信经济学能够反映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温和派，愿意聆听来自任何方面的理论。我十分希望自己在以他们为榜样。我是个实用主义者，认识到要实现最佳经济增长，就必须有良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我还认识到，忽略人类真正需求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需求是一个安全网。然而，我最大的担忧是，钟摆已经朝着代价过大的安全网方向摆得太远了，而我们对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的关注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