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佩吉、迪克·吉尔德在第五大道坐着出租车，正前往弗里克博物馆（Frick Museum）。出租司机开着收音机。这时，播音员中断节目，报道了珍珠港遭受攻击的消息。我们都震惊了。我们三人继续前往弗里克博物馆，一言不发地在各个展室走着。迪克特别喜欢维米尔（Vermeer）的作品，于是我们一起欣赏起来。美丽的作品暂时让我们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迪克辞去了在蒂芙尼珠宝公司的工作，报名参加了美国空军。他的举动并没有令我吃惊，自从6年前我们一起去德国旅游以来，迪克就相信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观点当时并不流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家里和迪克家里的许多人—都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战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而这种伤感情怀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承认的程度。一年以前，我和迪克被邀请加入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我记得当时迪克坚决支持站在英国一边进行干预的观点。委员会的许多长辈表示强烈反对。
大学毕业后不久，迪克就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安·艾尔索普结了婚，生下了两个孩子—乔治和康福特。迪克对自己的家庭倾注了全部心血，但国家的责任和他信守的原则是第一位的。德国侵占波兰以后，他就开始了飞行训练，以便自己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作好准备。他早晨5点起床，驱车前往长岛，飞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赶在9点前到蒂芙尼珠宝公司上班。
1942年年初，在他动身参加飞行训练之前，我和迪克在哈佛俱乐部吃午饭。对于战争，我们都没有丝毫的经验，但我们听过来自欧洲的报道，知道战斗机飞行员的生命堪忧。迪克说，他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从战争中回来。我记得他当时说的话：“戴维，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妻子，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希望我能指望你和佩吉照顾他们。”我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的坚定态度，意识到我可能不久就会永远失去我最好的朋友。我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向他保证：“我们当然会照顾他们，你可以信任我们。”
虽然我敬仰迪克的坚定信念，以及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的决心，但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应当立刻报名参军。佩吉正在艰难地适应自己作为洛克菲勒家族一员的生活，而且刚刚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戴维。同时，我对自己能否应付部队的工作心里没底。我宽慰自己说，我那份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将让我免于服现役。当然，如果我张口的话，安娜·罗森堡可以找一些关系。鉴于我需要抚养家庭的关系，我被列为III–A级，也就是说，暂时我不会被招募，因而我觉得没必要立刻作出决定。
令人不安的谈话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与母亲在她的公园大道740号的客厅里进行的一次令人窘迫的谈话。我父母的家离我们很近，我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们几次。有一天晚上，她谈到了战争。长期以来，母亲一直是个反战主义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一直坚信美国应当保持中立。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母亲想通了，希特勒和他的同盟国对美国—以及对欧洲文明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她的医生后来对我说，在纳粹的战争机器面前，每倒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母亲的身心就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变得焦躁不安，病魔也找了上来。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母亲一直害怕的就是她与我之间的那次谈话。她非常温柔但非常坚定地表达了她的观点：美国必须通过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符合条件的男子应当应征入伍，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应当等待被招募。那是他们的“责任”—我记得她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语气既温柔又郑重。我吃了一惊，并非因为她看起来好像改变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而是因为她在告诉我我现在应当去参军，并有可能在战斗中牺牲。我情绪很低落，而对母亲来说，这次谈话显然也不容易。我知道母亲是对的，我不应当想当然。我跟佩吉谈了谈，她表示同意。1942年3月中旬，我入伍当了个二等兵，尽管父亲完全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帮我弄个职位。
基础训练
1942年5月1日，我在总督岛的杰伊堡开始了基础训练。总督岛位于曼哈顿的南端。我跟照料军官马匹的马夫们一起睡在兵营里。兵营的每一个房间里都住着几十个新兵，睡的是上下铺。我睡在一个马夫的上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下铺那个马夫衣服的“芳香”—混合着熏人的马汗味道—也越来越浓。他是个很友好的家伙，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我们相处得很好—除了那股味道。我很欣赏他在马匹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在许多细微之处给我的照顾。
基础训练包括永无休止的紧密队形操练、健身操练、学习如何擦拭和拆卸我们的武器，还有—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帮厨。一开始，部队叫人有点吃惊。它立刻变得那么可怕，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并且一切都是那么乏味，那么艰苦。我入伍的时候，心里十分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应对体力方面的高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大家相处的方式。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运动细胞发达的人，在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上都不行。因此，偶尔有时间玩棒球的时候，我感觉比紧密队形操练更加紧张。从一开始我就担心与背景、品位和技能方面如此不同的人相处怎么才能相安无事。
结果，基础训练进行得出奇地顺利。服从军队规则，与其他新兵相处，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困难。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意识（由于我的家教关系，也许这并不奇怪），以及服从命令的意识，而这些正是对新兵的基本要求。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几个人被分配粉刷军官食堂里的厨房。我忠实地执行着命令，干得比其他人略微踏实一些，而那些人对部队的命令和工作抱有懒散的态度。我当然不是有意那么做，但负责具体工作的军官非常赏识我，其他新兵也一样。他们感到很惊讶，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会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我很快意识到，我并不像自己害怕的那样笨手笨脚，而且我能够同那些跟自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相处，甚至成为朋友。
在我们兄弟当中，只有我和温参了军。温进了步兵部队，在本宁堡上了候补军官学校，经历了太平洋的战斗。1945年，他所在的部队运输船在冲绳岛被日本神风队击中，他受了重伤。我的大哥约翰先在华盛顿的红十字会工作，然后在1943年被海军任命为上尉。他在华盛顿的一个特别团体工作，叫做“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计划为战后的日本和欧洲各国政府服务。作为泛美事务司协调官的内尔森当然被免除了兵役。但劳伦斯还没有决定自己准备干什么，为此，我和佩吉跟他开了些不无残酷但却十分有趣的玩笑。
基础训练头几个星期结束后，我获准跟我的家人一起度周末。劳伦斯和他的妻子玛丽住在第67大街东115号一个大楼的一间公寓里。有个星期六，他们邀请我们吃晚饭。佩吉模仿父亲的口吻给劳伦斯写了封信，并署名“父亲”。那封信中说起有个将军运用关系，已经安排劳伦斯立刻进入潜艇部队，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劳伦斯将于下个星期报名参加训练。信的结尾是由衷的骄傲，并祝他勇敢的儿子好运，因为父亲知道那将是“为他的国家从事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佩吉在那天早上寄出了信，这样劳伦斯一定会在晚饭之前看到。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劳伦斯脸色苍白。他给我们看了“父亲的信”。我们又戏弄了他一会儿，但不忍心继续恶作剧。当我们把实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如释重负，竟然忘了生我们的气。
后来，由于早期商务投资经历而对航空界颇为了解的劳伦斯被海军任命为上尉，负责设计和生产飞机。
惨痛的损失
基础训练结束后没多久，我当上了下士，被分配到总督岛的反情报部队。1942年8月，我被派到华盛顿，参加一个反情报队伍的培训，准备到中东工作。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政府大楼地下室里集训了两个星期，听说我们不久就会被派往开罗。但是，我正在待命的时候，美国情报司令部的汤森·赫德上校要求把我调到他那个即将转移到迈阿密的部门。老实说，这令我喜出望外。不知怎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作为一名“便衣特工”待在开罗的酒吧里。调动事宜安排好了。那年秋天，我到迈阿密海滩报到，佩吉和小戴维也来了。我们在拉格尔斯岛租了栋小房子。每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我的职责既不显眼，也不重要—当邮差、哨兵。
那个时候，迪克·吉尔德正驻扎在佛罗里达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听说自己的联队不久就要开赴海外，迪克争取到了24小时的假，以便在出发之前来看望我们。他到达的时候，我正在站岗—确保上校的马匹不会被掉下来的椰子砸到！
前半夜，迪克出来陪我。我们没有谈起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当时，似乎一切都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我非常感激他费尽心机地来看我。他提醒我在纽约时对他的承诺，我告诉他说，他完全可以放心。站岗结束后，我们回到家，跟佩吉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迪克送到了车站。火车启动的时候，我和佩吉四目相视，都明白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