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出发去英国之前，迪克从他在马萨诸塞州蒂灵翰的家里打来电话，我们最后一次通了话。他的联队在纽芬兰的甘德加了油，然后起飞横跨北太平洋。迪克和另外两人的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后来得知，飞机曾经被留在甘德，有迹象表明引擎被人动过手脚。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失踪是有人蓄意破坏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我已经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安成了寡妇，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
战争结束之前，另外两个好朋友也牺牲了。沃尔特·罗森曾经报名参加空军部队，但因为视力原因遭到了拒绝。然后，他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牺牲了。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室友比尔·沃特斯—他几年前还跟我一起看着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也在他的飞机坠毁在尼日利亚卡诺郊外时丧生。他和他的机组人员是一个巨大机群的一部分，曾经飞越南太平洋和非洲，并最终越过喜马拉雅山这个“世界屋脊”，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
候补军官学校
在佛罗里达工作几个月以后，我请求赫德上校准许我申请上候补军官学校。他告诉我说，竞争非常激烈，而立刻被录取的最佳机会是申请位于贝尔弗瓦堡的候补工程军官学校（Engineer OCS School）—该学校是这个系统中最严格的。我的申请被接受了，1943年1月，我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课程。
候补军官学校比基础训练要艰难得多，无论是在智力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80磅重的M–1步枪和背包完成20英里的行军。那天夜里，我们在厚厚的雪地里支起了帐篷，然后又立刻拆除，七零八落地在凌晨5点回到了营地，结果两个小时后又被叫醒，进行健身训练。我愉快地发现，自己能够适应部队的严酷和纪律，同时享受课堂的趣味。
1943年3月，我被任命为工程兵的一名少尉，并接到命令说，在两个星期的假期后前往马里兰州的里奇营军事情报培训中心报到。佩吉早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而我谢天谢地能够短暂地到纽约去陪她。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在我起身前往里奇营后不过几个小时，佩吉就进了医院，生下了阿比。我到达里奇营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被批准休3天假，可以回纽约去看望她和刚刚出世的女儿。
里奇营的两个月课程培训军官在步兵的战斗部队里开展情报工作。我们的培训重点是战场：我们研究盟军和敌方部队的战斗命令和作战战术，学习看地图的能力和侦察程序，掌握盘问战俘的技巧。我们之所以被挑选参加该培训课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些特殊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熟悉，这些技能对于我们这个小组的最终目的地—欧洲战场—非常有用。
我在里奇营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和这些人再次发生联系。他们是：菲利普·约翰逊，当时是名初级建筑师，已经参与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约翰·克卢格，出生在德国，后来创建了媒体国际集团（Metromedia）；约翰·奥克斯，后来负责编辑《纽约时报》的社论刊载页；弗雷德·亨德森，具有部分印第安阿帕切血统，是常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供职。他的儿子布赖恩在20世纪60年代加盟大通银行，然后在美林证券谋到了一个高级职位。
完成培训课程后，我被任命为学校法国部分的教官，在学校又工作了3个月，培训法国军事机构方面的知识，用法语授课。这项工作为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能够很好地面对战争最后几年我在北非和法国的任务。
在阿尔及尔工作
1943年8月底，我在阿巴拉契亚山的愉快插曲结束了。在一个美丽的夏日上午，我打开了密封命令：我被派遣到作战部的联合情报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JICA）工作，并指示我立刻到华盛顿报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是在五角大楼度过的。在那里，我得知我将被分配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指挥部联合情报署分部。我那流利的法语、对欧洲战前政局的了解，以及我在里奇营担任教官的经历让我成了一个法国“专家”—或者说，作战部是这么认为的。
1943年9月23日，我与大约100名军人挤在乱哄哄的DC–4上离开了华盛顿。我们跨越北大西洋，前往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我们紧挨着坐在机舱的“坐椅”上。（那是一种硬邦邦的金属坐椅，上面有一个个浅浅的凹槽，好让你把屁股放上去。）13个小时的飞行把人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在普雷斯蒂克待了两天，等候前往北非。这时，我遇见了海军干事威廉·弗兰克林·诺克斯。我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提出可以用他的飞机捎带上我—上面的座位要舒服得多—到摩洛哥的拉巴特，到了那里，我就能搭乘军用飞机去阿尔及尔。
由于我要进入作战区域，部队发给了我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2个弹夹、20发子弹、一个急救箱、一根指南针和一对背带（我很快就把背带弄丢了）。他们还给了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在北非行为举止方面的忠告：“永远不要在清真寺前抽烟、吐痰”；“不得杀蛇、鸟，有些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长的灵魂就在它们身上”；“如果你看到成年男子手拉手走在一起，不要在意。他们并非‘怪异’”。有一本书警告读者说，不得盯着穆斯林妇女看，也不得触摸她们的面纱，否则会导致一场暴乱！
所有这些都没能让我想到战争时期的阿尔及尔竟然如此美丽。该城市沿着浅绿色的阿尔及尔湾蜿蜒数英里，呈新月形。现代化的法国城区坐落在港口附近，城区有宽阔的林荫道、漂亮的政府大楼和私人别墅，在星罗棋布的公园之间错落有致，而公园里则到处都是海枣树和艳丽的花卉植物。在它的附近，是旧阿拉伯城区：纵横弯曲的街道，粉刷的楼宇，高高的光塔，古老的摩尔式城堡。城市的四周是萨赫勒山，远处影影绰绰地矗立着高山。港口挤满了盟军的舰船，街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南非人，以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北非的原住居民），当然，还有法国人。
当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他在突尼斯的最后一个堡垒里被驱逐了出去，而艾森豪威尔已经在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中夺取了西西里。9月初，盟军的队伍穿过墨西拿海峡，开始了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漫长而喋血的战役。阿尔及尔的美丽外表掩盖了其中酝酿的阴谋诡计。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French Committee on National Liberation, CNL）内部为争夺在北非的维希法国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控制权展开的激烈斗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吉罗和戴高乐将军，谁会控制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吉罗是1940年对德国人进行过短暂抵抗徒劳无功的领导人之一。被俘入狱后的吉罗从奥地利的国王城堡越狱，跑到了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吉罗没有跟德国人合作，保持了清白，同时深受法国军团爱戴，似乎是代替达尔朗（Darlan）上将担任北非首脑职务的理想人选。1942年12月，达尔朗被暗杀后，吉罗在罗斯福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的全力支持下，成了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看起来，他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1943年，戴高乐—他后来成了战后的伟大人物之一—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军事人员，追随他的人和他所拥有的经济资源都不多。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将从敦刻尔克撤退出来并成功地跨越海峡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成立了自由法国，宣称为法国流亡政府。虽然大多数军官憎恨戴高乐，但丘吉尔却佩服他的战斗精神，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逼迫罗斯福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纳入北非的政治结构里。结果，这两个对手被一种“强制婚姻”关系拉在了一起，并被要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组建情报网络
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戴高乐与吉罗的亲密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两人用10个月的时间不断阴险地调动部队对付对方。戴高乐在政治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但获得胜利却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对他们两人的冲突，需要开展扎实的情报工作，不仅因为这种争斗会对战争产生影响，也因为它可能会对战后法国产生影响。
北非联合情报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North Africa, JICANA）是从美国各个情报部门抽调的大约10名军官和30名军人组成的。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泰勒姆利大街，军官们住在街对面的一栋私人别墅里。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在北非活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并将情报转送华盛顿和伦敦。北非联合情报署的作用是充当情报交换所和邮局的角色。这项工作并不很繁重，军官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于品尝当地的美酒，四处搜寻黑市餐馆，享受不向大众提供的定量配给美味。
我对这项工作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经相信自己会参与那种能够用上我的专业培训的积极得多的情报收集工作。我的上司拜伦·斯威策上校的感觉却不一样，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情报背景的工程师，他认为北非联合情报署没有必要搞自己的情报。我到后不久就给父母写信说：“似乎谁都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核对他人准备的报告几个星期以后，我感到越来越烦躁，便问斯威策上校我是否可以自己试试报告该地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情形。犹豫片刻之后，他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开始从无到有创建我自己的情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