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建立起亲密关系、其勇气令我十分钦佩的另一位中东领导人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像他们那样经受考验的世界领导人寥寥无几。他幸免于无数次暗杀企图，有好几次自己亲自与杀手搏斗，并经历了该地区许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暴。他的祖先是麦加哈希姆君主—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着名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并肩作战，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1952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谋杀、他父亲塔拉尔被废黜以后，他登上了约旦国王的王位。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侯赛因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为了阿以之间全面解决争端而作出让步的意愿。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
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儿佩吉陪同下为大通作全球考察期间，在约旦曾短暂停留，以便见见这位国王。当时安曼还是一个军营，而国王已经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了乡下。我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大通的飞机上，与我的大通同事们一起驱车去见侯赛因。当我告诉他她们都留在了机场时，他抱歉没有邀请她们一起吃午饭。作为补偿，侯赛因亲自与我们一起坐他的直升飞机飞回安曼。他走上飞机问候了她们，并在离开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女儿！
大约在同时，我与哈桑王储成了好朋友—国王已经将经济开发和鼓励外国投资的职责下放给了他。哈桑带我坐车、坐直升飞机分别参观了他提倡的几个项目。我们还一起参观了神秘的纳巴泰和彼得的希腊–罗马遗迹。
哈桑相信，约旦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程度地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而这一点是政府官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当大通在安曼开设分行的打算被约旦银行的行长回绝时，哈桑进行了干预，改变了这一决定。1976年，我在访问了哈桑王储的家以后，与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从约旦越过艾伦比大桥，这样便避免了那永远令人烦恼的取道塞浦路斯的走法。哈桑坚持要亲自驾机把我送到那里。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后我提着自己的包走过大桥，那里有我的以色列朋友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飞行员”为何许人也，虽然他对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这个事实并不介意。
我与侯赛因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他于2000年去世。我同时维系着与哈桑王储的友情。他们两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为该地区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不为人知但却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确保了约旦—尽管面积不大—继续成为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
我与萨达特总统和侯赛因国王的友谊关系，以及我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广泛联系，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些关系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种层次的关系，以便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油价上涨体现了这个地区产油国—无论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以及分散在波斯湾南部沿岸的小酋长国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能源储藏构成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湾沿岸的9个国家。1971年年底，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军事力量的决定，结束了其一个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特鲁西尔沿岸阿拉伯小酋长国和苏丹统治的领土的政治指导者和军事保护者的历史，造成了一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带，而美国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它依赖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后来的埃及这样的地区强权来担负维持地区和平的重担—忽略了小政权的重要性。
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一个领先成员国，已经由阿尔萨巴家族统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关系是加巴尔酋长。我第一次见到加巴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久。作为科威特的财政部部长，他参加了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年会结束后在波坎蒂克为世界各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后来，加巴尔带着他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参观了哈得孙松屋。在那里，他的儿子骑了骑我们的纯种阿拉伯牡马艾尔·阿萨德。
加巴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上了总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尔（科威特是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我在出访中东的考察中经常与他见面。在一次访问中，我送给他美国抽象派画家弗里茨·格拉纳的一小幅画作。这对于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我很清楚，描绘自然—比如动物、植物或人类—的艺术品是有违伊斯兰戒律的。加巴尔似乎由衷地喜欢那幅画。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我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挂在了自己家中的显着位置。①
加巴尔是个内向的人，他明白随着他的国家突然取得财富，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变化，而他非常巧妙地引导国家度过了这种社会和政治转折。显然，他还在运用同样的能力履行自己更加传统的职责。酋长有权力与来自传统村庄的年轻未婚女子过夜，并因此常常生儿育女。被他选中的女子据说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多年来，我与加巴尔酋长的友情帮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机构的烦琐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协议，允许我们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业银行。然而，我们刚刚成功地将银行扭亏为盈，科威特方面就终止了合同，不希望我们分享银行日渐上涨的利润。这个结果令人深感失望。我们曾经希望，大通经理人员的强劲表现能够说服当局允许我们扩大我们的业务。该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虽然我们保持了与他们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富豪之间牢固的受托关系，但却没有能够说服科威特人把我们当做他们的投资顾问，或让我们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谈判家，在海湾地区的名声是敏感易怒、刻板固执。因而，我们的业务似乎取决于具体某天某财政部部长或萨巴家族的某成员心情如何。我们与科威特任职多年的财政部部长阿卜杜尔·拉奇曼·阿蒂奇的关系就非常典型。虽然他正直、诚恳、受人尊敬，但他对西方银行家却是疑心重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脸、斤斤计较。有一天，我赶到科威特的财政部，去参加一个因琐事而举行的恼人的会议，却被堵在了通往他办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电梯里。当我们终于出现的时候，我说：“部长先生，我看连你的电梯都在找我们的麻烦，以表达你的恼怒。”虽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认真的。
巴林和贝鲁特
与科威特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与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陆外的一群荒芜小岛，是1932年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从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萨·阿尔哈利法酋长的家族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统治着巴林。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全面独立之后，伊萨酋长精明地运用自己有限而稳定的石油收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他还鼓励开发“国外”银行业务、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在黎巴嫩苦于长年内战和20世纪70年代不断升级的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巴林取代了贝鲁特的位置，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