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在党派的荫护下大胆妄为，藐视宗教，甚至藐视一切。对不正直行为视若无睹，以致国会议员大肆贪脏枉法，中饱私囊。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而不知自身尊严的参议员无一不是法盲，只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已。
我把上述令人厌恶的种种事态都归咎于报刊，我认为应该由它负责，至少应该由它负主要责任。这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报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个人或公职人员乱说一通，它可以为所欲为地提倡令人憎恶的教条。它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公众舆论本来应该对它进行约束，但公众舆论本身也已堕落。我们看不少保护报刊言论自由的法规，却没有一条像样的、保护公民免受报刊侵害的法规。以诽谤罪提出起诉，只会使原告先受到报刊这个大法庭的审理，并遭到无情的谩骂和嘲讽。脾气暴躁的查尔斯·里德曾起诉英国报刊，并得到法庭的正式判决，但他如果到了美国，就很快会改变策略，因为众多报刊很快就会使他懂得：与其以诽谤罪向法庭起诉，使自己成为公众嗤笑的对象，不如容忍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我认为，随着我国报刊数的增加，民众的道德状况反而下降了。报刊越多，道德状况越差。有·家报纸行善，就有50家报纸作恶。要是每个村都办一份报纸，那无异于一场灾难。当今报纸的言行与30年或40年前大不一样，令人痛心。在昔日，报纸是维护公正和道德的斗士，它诚心诚意地用事实说话。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天，纽约一家颇有声望的日报登载了一篇社论，维护国会议员从公众口袋中掏钱的行为，并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国会议员薪水不足，极力为国会的偷窃行为辩解。毫无疑问，对许多愚笨的读者来说，那篇社论已经为此事提供了一种新颖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凡见诸报端者一定是真的”，这句话已成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格言。总之，这就是明智之士对散布谎言的报刊的看法。但麻烦在于，愚笨之徒在本国和外国都占大多数，他们确实相信从报纸上得到的东西，并且确实受到了这些东西的影响。危害性就在这里！
报刊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既可以使人声誉鹊起；也可以使人名誉扫地。它可以绝对无拘无束地把美国最优秀的人称为无赖或盗贼，从而毁掉这个人。《警署公告》在全国满天飞，丝毫不受法律制约，因为长期以来，众多报刊培养了公众的懈怠态度，他们从不为法律的执行与否而烦神。在西部，只要你愿意为每行字付1美元就可以利用报纸的社论栏发表高见，捍卫你所喜欢的任何糟糕透顶的教条。
舆论虽有令人生畏的力量，但它是由一群无知的、自鸣得意的傻瓜营造出来的。我认识好几百个记者，其中大多数人的个人见解并不值钱，但当他们在报纸上说话时，那就成了报纸的意见，于是，他们的话也就成了震撼社会的雷鸣般的预言。
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记者们喜欢撒谎。我本人就曾使一种绘声绘色的谎言开始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风行，时至今日，这种谎言仍在当地流行。每当我听说加利福尼亚下了一场夹带着血和青蛙的大雨，每当我听说该州沙漠地区发现了海蛇，每当我听说新发现一个山洞（总是由一个印第安人在临死前发现的），洞壁上挂满了钻石和绿宝石，我就对自己说：我是这种谎言的始作俑者，我要对此负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今天，我如果不时时提防，就有可能撒谎。
我敢肯定，报界的无法无天已令我们每个人忧心如焚。可怜的斯坦利是英国人的一尊偶像，人们对他交口称誉，而且从不对他的讲课说三道四，然而，我国的报刊却仅仅因为他不善讲课，就把这个可怜人骂得一无是处，骂声从缅因州一直延续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非洲的丰功伟绩化为乌有，他被打倒了，被彻底毁掉了，但无情的迫害仍接踵而至，好像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布雷特·哈特被我们的报刊发现后突然一举成名，并曾被捧上了天，全国各地的编辑都通过望远镜对他投来敬慕的目光，都摇着帽子对他表示敬意。但是，当他因家人患病而陷入困境，并第一次发表了一篇相当平淡的文章后，本来高声喝彩的报界便说：“怎么？这个人原来是骗子！”于是，他们开始穷追猛打，揪住不放，把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再涂上柏油，插上羽毛，从此把他作为投掷垃圾的目标。结果，哈特今年只收到19次讲课聘约，听众也稀少。他被毁掉了，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但他确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有更幸运的机会，他本可为我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此外，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对本行业的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慷慨解囊。不料，这个乞丐一回到旧金山，就接连四次在专栏上发表文章，揭露他的恩人的罪行。凡正派人士无不对此义愤填膺。刊登这些材料的那家报纸太肆无忌惮了。
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我拒绝与一位醉熏熏的编辑共进午餐，因为他曾撰文称，我的讲课是亵渎的、不体面的，而且意在鼓励酗酒。然而，他从未听过我的课，他如果听过，或许会有所收敛。底特律一家报纸称，我动不动就要打老婆，而且至今仍以此为乐；我已使妻子终身残废；我通常怒气冲冲地回家，但她再也不能为我让道了。这些报道没有半句实话，我也许应该以诽谤罪提出控告，但我不至于那么笨。因为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美国报纸都会兴高采烈地发现我是个打老婆的人，并且还会大肆渲染。
总之，这个国家的报纸太自由了。由于缺乏健全的制约，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千夫所指，并且很可能会使共和政体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