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酒的仪式总是一成不变，难免使人落入俗套，为祝酒而讲话确实是个痛苦的经历。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讲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的确感到乏味。至少这是我的体验。有些天才人物能以时兴的、愉快的方式讲述陈旧的事物——他们擦一下古老的阿拉廷神灯，就能唤出烟雾和雷鸣、巨人和妖怪，以及广阔而神秘的法术领域中的一切奇观。这些人是宴会上的救世主，没有他们，宴会就会像卡莱尔多年前说过的那样变得鸦雀无声，不再是人间的盛举和伟业。然而我不能套用他们的手法，我不知道擦抹神灯的正确方式和奥妙诀窍。所以，看来为了像我这种人的利益，祝酒名单必须重新编制。我们必须把名单上的老主题去掉，腾出地方来添进新的主题。只要看看周围，就会发现不少新的主题。
当然，有不少老主题也一直未被问津，比方说，亚当就是一个。宴会上谁谈起过亚当？形形色色新近出现的和昙花一现的知名人士都被抬举起来，捧上了天，可谁曾为亚当说过一句好话？为什么他会被忽视，为什么他会被如此无礼地忽视，你们能告诉我吗？他究竟干了什么，才使我们在一次次宴会上从不提到他？想到他给予我们和全世界的恩惠，他就该被列入名单，而且应该列于名单之首。他的地位应该高于新闻界，高于陆军和海军，高于文学界，高于我们所庆祝的重大节日，高于其他许多东西。在美国，他必须居于最高地位——高于总统，即使是在臣民们忠诚于君王的君主国，他的名次至少也应紧随王室成员之后。而且，人们也应该向他“静静地起立敬酒”。那是他应享的权利。拿我来说，我提议一定要在此安静地站着向他祝酒，直至我分辨不出一位救死扶伤的天使和一个收税员为止。这种忽视存在得实在太久了。人们常把妇女置于祝酒名单的末尾，现在，把亚当和妇女放在名单前列是完全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哪里还有你们和你们这些宴会？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亚当，我就不会这么做，我心胸狭窄，看重家族关系，决不会坐视自己的亲属受到错待而不发火。人们在亲属被错待时决不会保持冷静，亚当是我的家族中惟一被埋没的名人，错待亚当的人必然会在我背后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事情只能这样。这就是我对亚当的感情。多年以前，为了给他树立一座纪念塔，我曾奔走各地募集捐款，可是没有一个人肯捐一分钱；更有甚者，他们还往往会因为我打扰了他们而大发脾气，把我赶走，并说他们才不管是“混蛋”还是“亚当”呢！我还去国会请求过，国会不肯建造那样的纪念塔。他们不肯把华盛顿纪念塔卖给我，也不肯把它暂时借给我，这很可惜。因为我想亚当可能与纪念塔有着愉快的联系，他在那时想必见过那种塔。但他还是会有一座纪念塔的，即使那只是祝酒名单上人们借以表示感激的一个地位，因为在两件最宝贵的事情上我们都受惠于他的生和死。生，年轻的、满怀希望的、未曾受挫折的人认为生高于一切财富和一切荣誉；死，是庇护和慰藉那些有过失的、被遗弃的、年老的、疲惫的，心碎的人们的最知心、最和蔼、最珍贵的朋友和恩人，而死亡给予这些人的负担是沉重的，他们总得死去，长眠不醒。
我愿意看到重新编制的祝酒名单，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必要的改革，作为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开端，如果下次我再遇到宴会，我请求把亚当列入祝酒名单。我并不是在家族原因的驱使下提出这个要求的。这是我对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家族中的任何一员所愿做的一件事，只要我认为此人应该得到这种提名。可是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如果认为我总是在试图硬使亚当跻身于显赫名流之列，那么我可以诚恳地说，那只是因为我敬重他是这样的人：一个好公民，在尚未成婚时即已是一个好丈夫，他本人从未显示过青春活力，他在不得不摸索生活道路时即已是一个好父亲，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会成为一个好儿子。如果他愿意，他可能当上州长。倘若他愿意抬高自己并经得起别人查问，他可能当上邮政总局局长、众议院议长，或者他所选中的任何职位。然而他至死也只是一个平民，姓名前没有任何头衔，留传下来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名字——亚当，别的什么也没有。他原本可以毫不费劲地使自己成为亚当少将或取得其他任何称呼。他来到我们面前，他的名声没有污点，纵使有，那也只是拿走一个苹果而已，而我们中大多数人却可能拿走一季的苹果收获量。我起立向他致敬是由于他纯正的个人品行，而不是因为他碰巧是我的一个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