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元月，在省城偶遇敦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平同志。他说，老秦病得很重，现在省城住院。我顿时心凉，说咱们快去医院探望。第二天，我与张平同志在医院见到秦学仁同志时，他已病入膏肓。对人间及事业的留恋，使他浊泪不止。我对老秦同志知之不深，我任敦煌市农科所所长时，他在市农业局、农村经济管理站工作，算是同事。我只知老秦1957年曾戴过右派分子“帽子”，一生坎坷，受尽磨难。后来，他任敦煌市种子公司经理几年，把一个负债累累、人事不和的单位领导得有声有色，成为省、地先进单位，为敦煌农业发展出力不少。他也多次被敦煌市委、敦煌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回敦煌时，我与老秦同车，在他精神好时，我与他谈了他的过去。知道他在新中国早期任敦煌县农林科副科长，有过剿匪、支前、修惠煌渠的辉煌。谈到他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两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我觉得老秦一生跌宕起伏，太坎坷了，也太富有戏剧性了。我后悔在《啊，敦煌》那本书里没把他写进去。在老秦弥留之际，我又去看望他。想到他即将离我们而去，我无言安慰，只得说，你的一生，我将写一篇文章告诉后人。老秦泪流满面地说，你的这篇文章我看不到了。老秦去世后半个月，他的女儿给我送来一包文字材料，说这是他父亲临终嘱托让送给我的。我将那些秦学仁生前断断续续写的家史、自传、随笔、诗文阅读了几遍，原想整理润色后能成为老秦的一本书留给后世。但几次动手后，我终于发现自己没那个本事。此后，我即根据那些材料写成了一篇长文《敦煌的受难者》。
其后每每与经历了1957年那个时代的老同志谈起当年在敦煌政坛叱咤风云、风风火火的秦学仁时，都感叹不已。人们说，在那个时代，像秦学仁那样被毁掉的英才何止一人，你去市档案馆看看吧。在市档案馆，当我仔细阅读了那些记录着那个时代右派分子生死磨难的档案后，深深地感觉到历史又赋予了我一种神圣的责任——把这一页特殊的历史告诉后人。我奋笔疾书，写完一个人又一个人。我唯恐突然倒下而使此事半途而废，抱恨终天。谁叫我触动、看见了这些尘封已久的黄卷残篇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以后几年里，我得到李淑萍、何英姿、唐学军、王志毅、马福林、秦团原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在浩瀚的档案面前，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指点，我至今可能还在茫茫无边的沙漠里艰难跋涉。
我原想综合敦煌的42个青年知识才俊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前前后后，写一篇文章。后再三考虑，这样做太难。因此，我决定将每一位右派分子的出身、学历，1957的所谓“右派言论”，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的下场及改正后的情况，夹叙夹议，单独成篇。有些右派分子已无档案可查，杳无踪迹，不知所终。但根据当时的批准文件，我在书中留下了他们的姓名。
为了尊重历史，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在思考、甄核、右派分子或他们的家人。每当他们向我说起当年那极为惨烈、刻骨铭心的一幕幕时，他们有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有的心静如水，叹息不已，有的形同枯木，宠辱皆忘，有的泪流满面，抽泣不止。此时，我无言以对，有时又说一句“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好在咱们都活过来了。”
了解昨天，才能记住昨天。了解昨天，才能珍惜今天。了解昨天，记住昨天，才知道今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这本小书陈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他老年之后对往事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踉跄蹒跚地走过半个世纪之后，回首祖国走过的崎岖蜿蜒的道路，我才深深感悟到历史赋予后人的深意。
这本小书既不是轻酌曼饮沁人心脾的一杯清茶，也不是醇厚浓烈，下肚兴高的一瓶美酒，既不是清纯小文，也不是绮丽华章。它是埋之久远的断碑残碣，它是很多现在还活着的人不愿目睹的历史的一页。
我自知才疏学浅，文笔笨拙。但，我通过我的笔，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在敦煌的令当事者与后来者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惨烈怵目的一件大事。
在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同龄人杜书功多次给予鼓励。他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历史对后人的意义，历史对今天的深意等思想，都使本人受到鼓舞和启发。
2004年5月，本人突发脑梗塞。当我躺在病床时，我对韩昌义、张志红、马惠中、张晓军等医生说，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诸位医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说，这一回你不会躺下，你还能起来把你的事做完。出院后，我有了紧迫感，加快速度，终于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一题目。今天，我衷心感谢敦煌医院及上海华山医院的同志们。在成书过程中，本人得到了张平副市长、贾瑞刚、姜生林、马骏、王金铭、马峰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前辈张仲先生及诤友张学铭同志校阅了文稿，在此一并表示谢意。王喜成同志及李文强老师热情为小书作序，对本人给予鼓励和推崇，使本人惭愧之至。
感谢上苍！最后的心愿了了，最后的责任卸去了，今天我如释重负。正如敦煌广播电台的张萍同志所说：“这是你对敦煌人民的最后交代。”
王渊
200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