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朱绍良偕其秘书长李勉堂，带着几瓶白兰地，来到邓公馆。李勉堂一见面，就笑容可掬地说道：
“邓先生今天讲得太痛快了！我们希望和邓先生长久共事。这样的态度最好。”
朱绍良一边跟邓宝珊举杯对饮，一边用试探性的口气问：
“邓先生！你是甘肃人，甘肃人反对你，连李贵清也反对你，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不奇怪——”邓宝珊细细品着白兰地，慢慢回答：“李贵清搞那点人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要极力叫它保存下来，朱先生是中央大员，委员长的左右手，李贵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见机而作，弃暗投明，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邓先生太豁达了！”
朱绍良笑了笑。
邓宝珊也笑了笑。
3
行署撤销了，邓宝珊如何安置呢？起初说是西北边防督办，又说是甘肃警备司令，最后发表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名为一个军，其实还是那两旅四团之众，连军部特务连、骑兵连在内总计6000余人。因此，被人戏称之为“新半军”。
新一军编成后，原行署参谋长续范亭走了。朱绍良见缝插针，保荐其亲信张性白为参谋长。邓宝珊明知来者不善，但也只得接受。
部下们主张收编散兵游勇，扩充兵额，增强实力，邓宝珊断然制止。连张学良送的500支手枪，阎锡山送的500支冲锋枪，他也各收十支，其余如数奉还。许多部下强烈不满，邓宝珊只有一句话：
“我们既不能给百姓造福，更不能祸害地方！”
邓宝珊认为：玩枪杆子，决不能迷信枪杆子！此时此地，扩充实力，除了加重家乡负担，祸害地方，还会招风惹事。兵不在多而在精，与其扩充兵额，不如提高素质。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规定，各部队排以上军官的补充、提升，必须是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为了提高部队素质，也为了抵制蒋介石黄埔系统对部队的渗透和控制，邓宝珊一面选拔新一军的原有军官，保送到南京、洛阳、天水等地的军校或训练班去进修，一面在军部举办军官教育队，将分配来的黄埔九期的学生全部调为教官。此举一箭双雕，既有利提高部队素质，也使黄埔系军人一时无法直接掌握兵权。
但是，任你百般周旋，跟所有杂牌部队中一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中央和杂牌之间的斗争，一直使邓宝珊穷于应付。
这两旅部队，早在孙蔚如收编时，就有共产党组织活动。孙蔚如把它交给邓宝珊后，两年之间就发生过两次兵变。一次在1932年秋天，杨虎城送来步枪1000支、重机枪20挺，邓宝珊派军士队学员去接运。行至六盘山，被军士队长共产党员李华峰率领一部分人哗变北去，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一次在1933年春天，驻守兰州水北门的一个班，在共产党员贺晋年策动下哗变，去参加了谢子长的部队。这两次兵变，使邓宝珊受到很多指责，也使他左右为难。
另一方面，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吞并这支部队的活动，始终都在进行。张性白任新一军参谋长后，当即撤换了军部通讯队长和骑兵排长，换成了黄埔学生。接着，来了30多个政工人员，在军部和两个旅部都设立了政治处。军部政治处长先为黄正山，感到不得力，又改派为蒋介石的外甥俞镛。这些人，每有集会，便作反共宣传，经常是老一套，嗡嗡乱叫，叫得人耳厌心烦！
他们不仅在明处叫，还在暗处咬。继杨德亮兼任兰州市军警督察处长的胡宗南骑兵团长林树人，装出一副斯文模样，自称弟子，几乎天天拿着诗词字画，恭恭敬敬，向王新令登门求教，一坐就是半天。跟邓宝珊同乡，在北伐时期就跟邓宝珊患难与共的王新令，起先还满怀戒心，可看对方一直那么恭谨，还真将恶魔当文人雅士看待。直到胡宗南的另一部下因与林树人不睦，向邓宝珊揭穿了这场把戏，才知是来诱骗秘书长王新令，在新一军的后墙上挖窟窿。
不幸，他们对王新令的工作虽然以失败而告终，暗算新十旅一团的阴谋却终于得逞！
新十旅一团，由杜汉三的特务营和教导队扩充改编而成，这是邓宝珊在甘肃所组建的惟一嫡系部队。团长杜汉三、团副王子瑛，都是天水人。杜汉三跟葛霁云家住同巷，跟邓宝珊都是儿时的伙伴。王子瑛与杜汉三在陇南讲武堂同学，参加邓宝珊的部队，还是杜汉三引荐来的。由于梁干丞案件，朱绍良早就在注意着杜汉三的行动。可这位浮躁而鲁莽的团长，却与共产党员公开来往，把大幅的抗日标语贴满一团驻地定西通衢。特别在西安事变之后，竟毫无顾忌地宣传抗日拥共主张，甚至在他的团部礼堂里还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对杜汉三的不讲策略，邓宝珊深为忧虑，但几次劝告，全然不听。出于爱护，他曾想调杜汉三去任旅参谋长。找杜汉三征求意见，不仅不同意，还牢骚满腹，怪怨邓宝珊脾气太软。碍于深厚的交情，邓宝珊便没有采取断然行动。结果，由朱绍良打电话将杜汉三骗离定西，派特务头子傅子赉为团长，在事先已被收买的团副王子瑛协助下，接管了这个团。从此，邓宝珊就真成了光杆，严格说来，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了。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谨慎地维持脆弱的平衡，邓宝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得不躺在烟榻上装聋卖哑。有时去三原，一住就是半年，部下戏称他“邓半年”。有时好些日子白天不出公馆，只在晚上去看秦腔，一张口就是何振中①的戏如何长短，惹得部下骂他：“国难当头不知耻，梨园大捧何振中！”就在他卧室的窗前骂，希望能激起他一点火花，可他却听而不闻，依然故我……
邓宝珊麻木了吗？麻木了，倒免于痛苦；可他却很清醒，只能细细地咀嚼痛苦！
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决不放弃对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的报答。1934年的冬天，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
甘南夏河拉卜楞地区的藏族部落，经常为争夺森林、草原而发生械斗。当地官府和甘肃、青海的军阀，有时也暗中挑拨，坐收渔人之利。其中的双岔、西仓两个部落，纠纷愈演愈烈。双岔和西仓之间，有个水草丰饶、森林茂密的林场，两个部落经常在争夺这块地方。起先，西仓头人唐隆郭哇投靠青海的马麒，欺压双岔百姓；后来，双岔土官投靠师长鲁大昌，跟西仓对抗。同时，双岔寺的赛赤佛，也因宗教纠葛而跟双岔土官发生矛盾，与西仓头人和马麒暗通。鲁大昌两次派人去调解，不但没有平息事态，唐隆郭哇在马麒支持下反而乘大雾袭击鲁大昌骑兵团，打死团长谷开基，消灭鲁部一个连。赛赤佛见事态扩大，将双岔寺金银财宝挟卷一空逃往西仓。亲自纵火焚毁了双岔寺院。鲁大昌部被迫撤退，唐隆郭哇纵容部下对双岔部落大肆烧杀抢掠，双岔部落组织反击，西仓寺院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形势十分危险，如不及时解决，一场更大的战祸，将在甘南草原上蔓延。
夏河保安司令黄正清亲赴现场调查之后，向省政府和绥靖公署报告，请求迅速采取措施。朱绍良怕事情闹大动摇自己的统治，对此十分重视。考虑到此事棘手，便决定派在甘肃人民中素著威望的邓宝珊为办案大员，裴建准、马训为帮办，去就地查办。
邓宝珊接受任务后，即向各界公开表明处理此案的方针：公开廉洁，不收受任何财物，不带兵进行威胁，以和平方式解决。出发前夕，还向随行官佐，约法三章。并派出骑兵两名，携带省政府和绥靖公署会衔的《不受任何招待》的布告，去先行沿途张贴。
11月28日晨，裴建准、马训及部分随员先行启程。邓宝珊声言次日动身，为避免省城各界欢送。却于当13下午，轻骑简从，悄然而行。
消息传到甘南，黄正清一听是邓宝珊来办此案，十分高兴，去年冬天，两人已有过一次友好的交往。那时，黄正清为夏河县的归属问题到兰州上访，并准备去南京请愿。从开诚布公的长谈中，黄正清发现，这位多年带兵在外的将军，不仅关心藏族同胞的疾苦，热情支持藏民的正义要求，积极鼓励他去南京请愿，而且，对甘南藏族的民情事务，也有深入的了解和钻研。
邓宝珊到达夏河时，黄正清亲赴数十里外的沙沟大寺迎候。嘉木样五世活佛率拉卜楞寺全体僧众、县长邓隆与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及各机关、团体2000余人，于夏河十里之外的马莲滩搭起帐篷，以最隆重的礼仪——放桑②，进行郊迎。黄正清翻译，嘉木样五世致词，邓宝珊即席讲话：
“……此次奉命前来查办双岔案件，以息事宁人之愿望出发，当广泛征求各方面对处理此案之意见。特别希望嘉木样大师、黄司令、邓县长全力帮助，参酌番理番规，秉公和平处理，以敦促汉番及肇事各方之感情。务使双方相持已久之纠纷，得以适当公正解决……望肇事各方头目及活佛等遵照政府指示，即日前来，听候处理。所有沿途各寺院的僧众及民众，亦须安心生产，不可妄生惊疑，以免滋扰。”
邓宝珊与黄正清、邓隆、格桑泽仁等反复恳谈之后，电请省政府同意，聘请黄正清、邓隆为顾问，移驻黑错（今合作），就地办案。他首先会同两位帮办、两位顾问及随行官佐，用十天时间，对案情进行了客观审慎的全面调查，分别向肇事各方晓之以理，耐心规劝，使态度强硬的唐隆郭哇和赛赤佛，低头认错。然后，快刀斩乱麻，经过亲自复审后，在黑错寺院召集肇事三方及各部落头人、僧俗民众千余人，进行了深服人心的公开宣判。之后，邓宝珊又召集拉卜楞地区25个部落的头领，进行了训诫，宣布了解决部落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发展甘南文化教育十六条规约。明确规定：“寺院头人不准打人，虐待部民。藏民子弟若能送学校受教育者，准优免当兵义务，头人不得干涉阻碍。”各头人临别时，邓宝珊还以省政府名义，赏给银质奖牌、砖茶、绸缎等物。但对头人们敬献的礼品，除哈达之外，则一概不收。
此案办理，公开廉明，得到甘南藏族同胞的一致称赞。但是，在邓宝珊的随员中，却啧有烦言。特别是帮办大员裴建准，因为在上次办理“番案”中大捞了一笔油水，对这次的空手而归深为不满。经邓宝珊批评劝慰，并从公杂费中开支买了十几只羊，犒劳了大家，才平息了碎语闲言。
1935年初，邓宝珊一行从甘南到达新编第十四师驻地岷县。该师虽系新一军编制序列，但驻地边远，割据成性，邓宝珊鞭长莫及，一直未进行整训。此次办理双岔案件，高瞻远瞩，也解除了十四师的后顾之忧，使师长鲁大昌，对邓宝珊顿生好感。当邓宝珊到达岷县时，鲁大昌亲率一连骑兵，驰赴该县边境欢迎。
次日上午，二郎山下，锣鼓喧天，鲁大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请邓宝珊检阅了部队，还观赏了专门组织的社火表演。随后，邓宝珊提出了整训该部的意见，鲁大昌表示心悦诚服地接受。从此，该师副营级以上军官，在军部军官教育队进行轮训，使部队的素质逐渐提高。对该师的军饷粮秣也由省库统一拨发，不再就地征派，大大减轻了该师防区陇南十余县群众的负担。
经过这两件事情的处理，邓宝珊在家乡父老之间赢得了新的声誉。朱绍良为了巩固自己在甘肃的统治，便转而拉拢邓宝珊，但邓宝珊心中有数，只是闪展腾挪，虚与周旋。
此时，进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四川。蒋介石见红军有北上进入陕甘之势，急令陕、甘、青各部队设防堵截。驻防兰州、定西、靖远、会宁等地的新一军，也手忙脚乱，到处抢修碉堡。红军过境时，朱绍良派邓宝珊进驻定西，督率所部进行堵击。邓宝珊心照不宣，命驻守华家岭的新十旅十团。一见红军，即自行撤退。新十一旅驻会宁县城的两个连，被红军突袭入城包围缴械后，将两个连长用军乐队欢送出城。朱绍良闻报，大动肝火，直接命令旅长刘宝堂：“限立即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宝堂迫不得已，集结部队反攻会宁，将县城包围。入夜开始攻城，打到夜半，邓宝珊电令立即撤退。次日撤到定西东部一带，与红军对峙起来，朱绍良命令坚守。因上次徐海东红二十五军过境时，该旅未曾出击，朱绍良一直怀恨在心，想乘此机会拼掉该旅，邓宝珊婉转劝说：
“这么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啥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
朱绍良碍于情面，才含恨下令撤退。
新一军跟红军接触中的表现，除了为保存实力，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随着《何梅协定》的签订，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已全部丧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憎恨，也激起邓宝珊的强烈愤慨。而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却使邓宝珊极为称赞。为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战，这年夏秋之间，他穿梭般奔走晋、冀、鲁、陕，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杨虎城、张学良，分别进行了恳谈。因此，对内战只是消极应付，十分厌倦。
这年冬天，为了围剿红军，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东北军调驻陕西。朱绍良因兰州东关火药库爆炸，造成兰州市民600多人的伤亡而引咎辞去甘肃省主席，由张学良部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继任。朱绍良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
在张学良来兰州处理完火药库爆炸事件之后，专门来家中看望邓宝珊，对邓宝珊笑眯眯地说：
“邓先生！陪我去你的家乡天水看看如何？天水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出过纪信、李广、赵充国……一大批将军！”
21年了，邓宝珊自从去陕西参加“华山聚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水。尽管家乡父老谈论起这位“邓家二爷”③来，全都引以为荣，可邓宝珊觉得实在有愧于乡亲的信任。有那么多家乡子弟跟着他南征北战，血染沙场，只是给亲人带来不幸，却没有干出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此，他既思念家乡又怕回到家乡，生怕自己回乡招摇，搅扰得乡亲不得安宁。可现在既然张学良提出要陪同去看看，作为主人，无论如何都得答应。
一听到邓宝珊要陪同张学良巡视天水，连那纪信祠门口牌楼前的一对石狮子，也仿佛兴奋得瞪大了眼睛。人们奔走相告，亲戚、邻居、同学、朋友，以及小时候的那些伙伴，准备了邓宝珊最爱吃的东西，也准备了满肚皮的希望、委屈和牢骚。当邓宝珊陪同张学良在天水街头一出现，欢迎的人群立刻挤得水泄不通！
看到邓宝珊回乡的此情此景，联想到沦于敌手的东北大好河山，多情善感的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也许是为了取得邓宝珊对自己的支持吧，在从李广墓回来的路上，张学良对邓宝珊悄悄说：
“邓先生，请你推荐个人吧？给你的家乡推荐个专员。”
邓宝珊想了想，便将同西北各派势力都有联系、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安立绥，向张学良作了推荐。
1936年春天，继张学良甘肃之行后不久，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珍又来到兰州，专程探望邓宝珊。
一日饭后，杨虎城同邓宝珊商讨完军务，躺在邓公馆的烟榻上闲谈。谈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军费越来越感到困难时，默坐一旁的邓夫人崔锦琴忍不住插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