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陈奇涵奉毛泽东之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再次来到榆林,会见了邓宝珊。信日:
宝珊仁兄左右:近月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藉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戎绥!
弟毛泽东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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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毛乌素大沙漠北沿的伊金霍洛荒漠草原上,正是一年的黄金季节。一簇簇茂盛的红柳,花枝招展,婆娑起舞,一丛丛茁壮的芨芨草,精神抖擞,坚忍不拔。金黄的鞭麻,淡紫的甘草,以及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野花,都在抓紧时机,展示着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页……
邓宝珊一行,由精通蒙语的神木县十八台自卫队长张世华作向导,从宏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园出发,在西斜的烈日下,翻过一道道沙梁,策马北行。凭借往日的记忆,邓宝珊边走边仔细察看地形,在一片起伏的波状沙丘间,终于找到了那个他梦牵魂绕的小草滩。两顶蒙古包和畜圈一如当年,只是经过21年的无情风雨,显得更加陈旧破烂。
很少有外人探访的蒙古包前,突然有一伙远客光临,几只忠于职守的长毛猎狗,立刻发出惊诧的吠声。邓宝珊让张世华先去向主人说明来意,自己下马慢慢来到包前。
老牧人一家喜出望外,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虎头虎脑小孙子,一起出来迎接贵客。经张世华介绍后,邓宝珊首先向老牧人夫妇问好:
“阿毛三?”
“三,三!”全家齐声回答。
白发苍苍年过七旬的老牧人,睁大眼睛将邓宝珊上下端详了一遍,回头对儿孙说:
“他就是我当年在沙梁下碰见的那个后生,现在做了大官。面貌体态没有变,只是显得老气些了。”又笑着专对儿子说,“劳耐!那时你去包头换货,你俩没有见面。今儿他来了,有缘!有缘!”
邓宝珊叫随从送上礼物:一条榆林产的提花毛毯、两瓶汾酒、两块砖茶、两盒点心、两包白糖,还有用红纸包着的1000元法币。然后,向老夫妇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
“老伯父、老伯母!些许礼物,聊表敬意。”
老牧人双手抱拳,不知说什么话好,结巴了一阵,用他熟悉的那句汉语说:
“谢大人赏——!”
邓宝珊不禁一阵心酸。宾主进帐后,主人用奶茶、酥油、炒米待客,邓宝珊跟老牧人慢慢叙谈——
那还是1917年的冬天,老牧人赶着晚归的羊群正在回家。忽然,他发现沙梁下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咦!是活人还是死人?他走近仔细一看,是一个面色黑红、浓眉阔口的汉族青年,在昏睡不醒。身穿青布棉袍,头戴灰呢礼帽,脚上一双布鞋,磨烂的后掌缝里,还沾着干结的血迹……
好心的老牧人,凝视着这个与自己的儿子年岁相仿的青年,大声呼唤。那青年惊醒坐起,连忙欠身说道:
“老伯!我由包头前住榆林。昨天半夜起身,一天多没敢歇缓。今儿过午走到这里,干粮吃完了,水葫芦也空了,饥渴困倦难耐,便躺下休息。不料睡到这时,多谢您把我叫醒……”
牧人听不懂青年的汉话,伸手指指即将西沉的太阳,把手掌往地下一按,又指指前面的沙漠,在地上划了好几个圈圈。意思是:天快黑了,住下吧,夜间过沙漠会迷路,走上一夜,还绕着一座沙丘在转圈儿呢!
可是,青年也不懂牧人的心意。牧人急了,拉青年一把,指着羊群吆喝。青年便赶着羊群,随牧人而去。翻过两道沙梁,来到一个三面环沙的草滩边上。两顶蒙古包,一个畜圈,一眼水井,井边一个长木槽,牧人的妻子正往木槽里打水。羊群一拥而上,喝完水,自动进圈。青年帮牧人收拾好圈门,一起走进蒙古包内。
火盆里的羊粪烧得正旺,大铜壶中飘出扑鼻的奶茶香。牧人的妻子端上酥油和炒米,在三个碗中各盛半碗炒米,先给青年双手递了一碗。青年接过放下,向主人双手合十顶礼,接着泡米喝了一碗茶,待碗中炒米软后,拌上盐和酥油吃起来。饥肠辘辘的青年,饱餐一顿,酣然睡去。因为他只会几句蒙语,与主人无法交谈。
次日天刚亮,牧人叫起青年,款待他吃了手抓羊肉和羊汤泡米饭,送给他一双哈登(短筒毡靴),又给他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牧人的妻子还送上装满水的葫芦。牧人指指南面的沙漠,说:
“阿毛三,牙步、牙步!”
这句话青年一听就懂,意思是:您好走。于是,向好客的牧人深深鞠了一躬,说:
“三,阿毛三,升。”
意思是:您好在好在。牧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青年边走边依依惜别地回头张望。牧人目送青年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现在,大家听邓宝珊和老牧人讲述了当年的这番奇遇,对老牧人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由于老牧人的儿子劳耐会说汉语,又有张世华翻译,老牧人还同邓宝珊就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您在榆林当总司令,来伊金霍洛有何公干?”
“投降日本的东蒙德王,和汉奸王英、李守信等勾结日寇,企图把成吉思汗灵榇抢去,以便欺骗蒙族百姓。我报请中央移灵,国民政府委我为移灵大员,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和马占山将军为副大员,前来移灵。要把大汗的灵榇移送到安全的后方去。”
“好啊,这下德王就没法迷哄人了。……可您能把日本人堵住吗?我们这里不会遭殃吧?”
“我在包头滩布兵驻防,从神木到达拉特旗的黄河防线,也有重兵把守,请老伯父放心,鬼子是过不来的。”
“今晚,请您在我家吃饭过夜吧!”
“谢谢了,今晚我要在陵园宴请沙王和各旗王公,请伯父和劳耐兄弟前往作陪。”
“那怎么行啊!我们祖祖辈辈是沙王的子民,怎敢和王爷在一起吃饭……”
“不必顾虑,老伯父是我的恩人,我向王爷们说明,王爷就不见怪了。请上马吧!”
“那我就大胆了。”
夜,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30里处的成吉思汗陵园,一改往日的肃穆气象,灯光人影、笑语喧喧。高大宽敞的帐篷里,邓宝珊、马占山、伊盟沙王和各旗王公以及老牧人父子,频频举杯,开怀饮宴。邓宝珊向大家介绍了老牧人父子,并讲述了他当年蒙受一饭之恩的故事。王爷们大受感动,在沙王带头下,各向老牧人敬酒一杯。酒酣耳热的沙王,望着邓宝珊,敬重地说:
“总司令!想不到你对我们蒙古人这么情深义重。上自大汗的灵榇,下自一个普通的牧人,都在您心里搁着。”
“王爷!”邓宝珊缓缓站起来,深沉的目光看看大家,慢慢说:“蒙古人、汉人、藏人、维吾尔人……都是同胞弟兄。成吉思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德王投降日寇,这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只有团结抗战到底,才能告慰成吉思汗的在天之灵。想想看:如罘在我们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这块土地上,居然心甘情愿地插起了膏药旗,那我们还配作成吉思汗的子孙……这次移灵,承蒙各位王爷帮助,希望我们能继续同心协力,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王爷们听着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谈,一边举杯,一边点头。
第二天,在陵园前面广阔的草地上,按照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祀仪式。从伊克昭盟各旗赶来的数千名蒙古族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奏着悦耳的马头琴,同奉命移灵的蒙汉王公官员,护灵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激动人心的盛典。
当年,成吉思汗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遗体安葬在了霍洛伊金草原。但是,不仅没有堆砌坟头,而且派一队骑兵来回驰骋,等第二年春草发青后,谁也再无法辨认。安放在银棺中的,只是他的衣冠,可这衣冠,就如同佛教徒敬奉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一样,已成为蒙古族人民崇敬的圣物。
祭祀由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主持。祭祀完毕,在披挂珠缨、装扮为菩萨的16名舞女的陪护下,将安放在灵包内成吉思汗夫妇的灵柩,缓缓抬上了灵车。同时,将成吉思汗生前所使用过的武器——蒙语称之为“苏鲁锭”的用敌人的头发作缨饰的长矛,也装进了灵车。然后,仿佛当年欢送这位一代天骄率部出征一般,军乐大作,骏马嘶鸣,彩旗飘扬,香烟缭绕,数百名喇嘛手数念珠,跪伏在地,虔诚地祝祷。灵车,在一派庄严而热烈的气氛中,由四匹骏马牵拉,在护灵部队前导后送下,徐徐向南而去。
到了榆林,改乘汽车,经过延安、西安、兰州,将成吉思汗的灵柩,一直运到了远离前线的大后方——甘肃著名风景胜地榆中兴隆山。灵车所过之处,沿途都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举行路祭。
移灵活动,对蒙古王公中投靠日寇、分裂祖国的卖国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绥蒙局势,增强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移灵活动,当时拍了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对宣传中国的抗战,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秋天,移灵活动结束不久,立法院副院长张继和复兴社特务头子贺衷寒,率领战地慰问团到达榆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随团同行。
邓宝珊主持召开了榆林各界欢迎慰问团大会。一生多次左右摇摆的国民党元老人物张继,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不冷不热的慰问讲话之后,贺衷寒接着讲演。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介石的心腹、复兴社的常务干事,撇开抗日不谈,却大肆宣传他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在这样的场合,狼嚎似的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在抗战以来的榆林还是第一次,自然引起各方面的纷纷议论。
对一贯狐假虎威的贺衷寒其人,邓宝珊本来就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其选择在榆林大放厥词更为不满。他十分清楚,这位复兴社特务头子不仅在攻击共产党,而且在榆林和延安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然而,要进行反驳,又不便亲自出面。
在此之前,邓宝珊已接待过访问榆林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颇为了解。现在,对热心抗日宣传的著名作家老舍,自然十分欢迎。除集体宴请之外,还将老舍单独请到自己的书房,品茗长谈。
“……邓先生!你问重庆各界对抗战的看法?抗战、抗战,显然是一个并不协和的二重唱。我来榆林,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身穿西服的老舍,温和的目光透过近视镜片,望着邓宝珊文雅地说。
邓宝珊笑笑:“我是个军人,能有什么声音!不过,我倒喜欢中国不止有一种声音。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人们才会有个比较。知道谁在实心实意抗战,谁在浑水摸鱼,欺世盗名。”
“有意思。单凭这句话,我就认为你并非仅仅是一个军人!”老舍说着,顺手拿起茶几上一本延安出刊的《团结》杂志翻了翻。“如果仅仅是一个军人,恐怕也难以在榆林这样的地方应付局面……”
邓宝珊沉默片刻,说:“舒先生!你们作家写小说,贵在含蓄,高明的作家总会相信读者的眼光。说到声音,有时确实会‘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我想,对欢迎会上个别人的言论,你也许并不欢迎……”
老舍会心地一笑,点头表示赞同。
但是,一些具有特殊嗅觉的东西,却马上从贺衷寒的言论中,嗅到了他最喜欢的气味。9月17日晚上,榆林文化界在职业中学礼堂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同时欢迎老舍先生等人访问榆林。
邓宝珊应邀出席,并同老舍都作了热情洋溢而又充满风趣的讲话。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活跃。不料,会议即将结束时,来历不明的“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突然跳上椅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同胞们!请不要再受共产党的蒙蔽和欺骗!抗战、抗战,不就是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游行、喊口号闹起来的?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终于流产……”
这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激起与会者的一致愤慨。大家齐声高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数的森林煤矿……”
用催人泪下的救亡歌声,把这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轰了出去。
会后,在邓宝珊授意下,由老舍、张西洛、汤昭武、沈求我、杨令德等文化界人士出面,将赵尺子的汉奸言论公之于众,召集各种会议并在杨令德主编的《陕北日报》上,进行了批驳和声讨。同时,由杨令德主持的榆林新闻记者协会,决定开除赵尺子会籍,并要求当局将其驱逐出境。人人喊打的赵尺子,为了赖在榆林,多次求见邓宝珊。邓宝珊始终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迫使以“边疆通讯社”为掩护的中统特务赵尺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去避居西安。此事恰如其分的处理,对心怀叵测的贺衷寒及其在榆林的特务走卒,给了一记巧妙的耳光。
不幸,贺衷寒来榆林的活动并非事出偶然。随着蒋介石对《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的秘密发布,从1939年冬天起,在全国范围内,接连出现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陕北,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先是“绥德事件”。绥德既设有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也有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何绍南,是个著名的摩擦专家,一贯反共,横征暴敛,常常挑起事端。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从山西调回三五九旅,由旅长王震接任警备司令,同何绍南针锋相对。何绍南被王震斗败,逃往西安,包介山继任绥德专员。包介山赴任时,却将何绍南化妆藏在车内,秘密带到绥德。事情败露,被八路军“礼送”出境,何绍南、包介山便想躲到榆林。当何绍南、包介山走到米脂和榆林之间的镇川堡时,邓宝珊、高双成下令制止他们前进。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谎报国民党中央,妄图煽起反共舆论。邓宝珊如实反映事件经过,使何绍南、包介山贼喊捉贼的闹剧,一时成为笑柄。而榆林和延安的关系一如既往,未受任何影响。
接着,新十一旅和八路军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件。这个旅大部分驻守三边,成分比较复杂,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平时尚能友好相邻。但在贺衷寒来过榆林后不久,受反共分子的挑拨煽动,其中有个连队同八路军发生武装冲突,被包围缴械。事件发生后,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幸灾乐祸,大肆渲染,妄图挑起更大争端。三青团负责人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夫妇,登门拜见邓宝珊,火上泼油,说得唾沫乱溅:
“邓先生!打狗还看主人哩。新十一旅是先生从甘肃带来的家乡子弟兵,可不能叫人白白欺负!共产党不给先生面子,先生也得给共产党一点儿颜色看看……”
“是啊,共产党从来就不讲信义嘛!听说先生当年在河南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最得力的刘旅长,就是叫共产党偷偷戳死的……”
“嗯,这回先生要不态度强硬,就会危及先生的威信!”
“对啦!连我们榆林教育界,也会愤愤不平……”
校长夫妇鼓动如簧之舌,说了一段水平不错的相声,邓宝珊却只回答了一句:
“谢谢你们的关心!”
其实,事件一发生,邓宝珊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请派南汉宸前来商谈解决。不几天,南汉宸到了榆林,八路军也将俘获的那个连队送还新十一旅。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惟恐天下不乱的人阴谋成为泡影。
通过以上这类事件的处理,蒋介石对大辩若讷、外方内圆的邓宝珊,更加感到难以对付。于是,对于特别重大的机密任务,便绕开这位总司令,直接命令军长高双成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