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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了！胜利了！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千疮百孔的中国欣喜若狂。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老百姓，甚至点起破棉袄当火炬，敲着脸盆去游行。
在被爆竹焰火照亮的夜空下，目睹满街狂欢的人流，邓宝珊的眼睛里，既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也流露出深深的忧郁……
董钊自到榆林，构筑工事，调动部队，积极准备进犯延安。邓宝珊不愿卷入其事，大部分时间在三原家中赋闲。高双成去世后，胡宗南借吊唁之机飞赴榆林，与董钊合谋，架空邓宝珊。由于接任二十二军军长的左世允，坚持与延安友好，继续与邓宝珊密切合作，使董钊的阴谋难以施展，胡宗南才迫不得已亲自去三原敦请邓宝珊。邓宝珊一拖再拖，直到董钊离开榆林后，才于去年冬天返回榆林。
返回榆林不久，毛泽东委托榆林派驻绥德的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专程给邓宝珊送来一信。信日：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的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恰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12月22日
这封信，以及由刘绍庭转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使邓宝珊对时局的看法更为清醒。
这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邓宝珊奉命离开榆林去重庆述职，并参加国民党六大。经于右任、徐永昌、傅作义推荐，邓宝珊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重庆的甘肃籍官员和学生，纷纷前来祝贺。邓宝珊心知肚明，知道这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又一个小把戏，意在拉拢他这个杂牌军将领。但只能一笑了之，不便明言。而且，通过参加这次大会，邓宝珊进一步明白：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也不能容忍任何异己势力，他要消灭所有民主力量，把中国彻底引向黑暗。
人在苦闷、沮丧、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远去的先祖。此时的邓宝珊，就陷入深沉的忆念里。在一个郁闷难熬的夜晚，他向兄长般的于右任，倾诉了自己的家世，并请于先生为他的父亲邓友斋撰写了一篇墓表。这篇墓表，是研究邓宝珊的珍贵资料，谨照录于此：
天水邓太翁友斋墓表
三原于右任撰并书
天水邓友斋先生既殁之三十有八年，其哲嗣宝珊自榆林述职来渝，请为文表其先德之墓。宝珊苦志孝思，又与余为数十年患难交，曷可辞。按状邓氏明初自江南凤阳石桥镇西徙秦州，始迁祖三传至禧祖者，族寝繁衍，占籍州治及邓家门隶青石、柔远、向化三里，科第蝉联，一州称盛，谱牒在焉。翁之曾祖考讳炳，字文远，妣氏阎。祖考擢，字拔庵，妣氏张、氏陈，历世教授，庠序有声。拔庵翁生翁昆弟二，长礼贤，早逝。翁讳尚贤，友斋其字，自髫年岐嶷异常，沉默寡言笑。奉亲纯孝，好读书，晓经史大义，菲薄举子业。奉讳后家渐中落，遂弃儒而商，屈抑廛市中，以诚信孚众。每遇急难，翁折冲其间，悉得其平。同光之际，军谣岁饥并至，翁仗义助饷救荒，岌岌若不及。与从兄成斋、从侄松岩雍雍相依，敬宗收族，殚力以赴。无少长，皆敬畏之，里中称邓氏三贤焉。配何氏，生女一，适左。继配昝，生子三，长子盘，次宝珊，次镜吾；女二，适王，适孙。翁晚年督教诸子綦严，常谓：吾以家累，不能竞所学，汝等宁无一人继吾志事者？言辄泣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疾终于家，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葬城北天靖山武家滩祖兆之次，庚山甲向。时子盘方弱冠，宝珊才十四龄，四壁萧然，儋石屡空。夫人昝抚育酸辛，且失明，次年亦逝世。弥留时谕宝珊曰：汝自为之，今后我不能管汝矣！宝珊凛夫人遗命并耳熟翁所谕古豪杰事，思有以自立，遂奋志出阳关。辛亥革命用能树帜西域，民十以来转战秦豫燕赵，赞翊中兴，其根菱忠孝有自来矣。为人子者承志广孝之意，庶其无憾。而翁之畸行谮德，洵有足风末俗而式来兹者在。因伐石而表诸其阡。
孤哀子子盘宝珊镜吾
孙成城丑娃
立石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月日
这篇墓表是于书的代表作。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书法选》称：“于右任撰书的著名的《邓友斋墓表》……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书法佳作。于先生在书法创新上的胆识，气魄，天分以及他用同一笔法（草法）统一三种书体于同一书作的成功创造，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这篇墓表，碑石刻就于陕西三原，并未移置于天水邓氏墓地，现作为文物保存于西安碑林。碑石完整清晰，高约220厘米，宽86厘米，正面书“天水邓尚贤先生之墓”，背书墓表全文。
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六大从重庆回来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在举国若狂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他似乎已听到了内战的枪炮声。当孩子们要他谈谈抗战胜利后祖国美好的未来时，他紧闭的唇角只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
但是，饱经忧患的将军，虽然有一双阅世颇深的眼睛，但面对风云变幻的历史，却还是显得有点儿天真。当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的时候，当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当国共两党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时候，他竟由衷地相信：内战可以避免，和平即将告成。
谁知，就在邓宝珊由不安转向乐观之际，现实，却向他提供了相反的教育——
战场上的滚滚硝烟，毕竟不是谈判桌上的甜言蜜语。内战已不再是天边的乌云，不等一声雷响，就成了倾盆大雨，连邓宝珊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
10月25日，奉命开往绥远“抢摘”胜利果实的新十一旅，经过激烈的内部冲突，其第一团在安边举行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出突然，邓宝珊毫无精神准备，感到在榆林再难以住下去，便应傅作义的邀请，去了包头。不巧，为了摆脱困境的邓宝珊，却反而陷入是非之地。他到达包头的那天，解放军贺龙部队，已向包头、归绥步步逼近，他只好乘最后一列火车赶往归绥。傅作义问他如何对付兵强将勇的贺龙部队，邓宝珊只回答了两个字：“集中。”于是，傅作义把部队集结到归绥、包头两座城市，同兵临城下的解放军攻守交锋。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但是，面对城外日夜不息的隆隆炮声，傅作义同邓宝珊的感情却与日俱增。有段时间，傅作义甚至听从邓宝珊的劝告，准备起义。由于援军忽到，解放军撤离，才又改变了主意。
1946年1月10日，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同时发出停战令。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召开。
就在这次中外注目的重要会议召开之日，邓宝珊离开刚刚解围的归绥，去北平看望自卢沟桥事变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女儿团子——已在日寇轰炸中遇难的崔锦琴夫人的惟一遗女。父女俩在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战乱之后久别重逢，已长成大姑娘的团子和姨妈崔雪琴，望着愁眉不展、骤然苍老的邓宝珊，相对唏嘘。由于归绥两个多月的围困，加上见到女儿引起的伤痛，邓宝珊感到心力交瘁，便在北平孙家坑五十一号的四合院里住下来，一面思考，一面休息。
为什么非打不可呢？痛定思痛，他越思越胡涂。想来想去，对画家戴本孝的“最分明处最模糊”的画论，似乎倒有了一点儿领悟。
画家讲的是艺术，其实，历史、政治、宗教、法律……何尝不如此呢？因此，面对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倒显得有点儿过于冷静。整天揪着长长的眉毛，低头不语，有时竟如同老僧入定。因为，他终于明白：国共两党已失去了抗日救亡这个进行第二次合作的基本条件。现在，双方都想消灭掉对方，问题只是手段和时间……但是，他当时又认为，国共两党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一方要完全吃掉另一方，不仅十分困难，简直不大可能。如果不能继续合作，必然是反复无常的动乱，旷日持久的分裂，长期对峙的战争；必然弄得民穷财尽，国力锐减，使人民不得安居乐业，使祖国难以繁荣昌盛。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制止内乱，促使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和平建国呢？在北平闲居期间，他跟北平军事调停小组国共双方代表，多次进行了晤谈，但也没有谈出个究竟。中共代表老朋友叶剑英，只是乐观而又自信地告诉他：他们一定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完全打败国民党，打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不过，邓宝珊始终认为，国共两党之争，不可能只是一场逐鹿中原的权力之争，不可能完全依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要看谁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自由和富裕……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当三月间重庆通知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义时，邓宝珊认为这是可以向国民党中枢表达自己意见的最好机会，便带着女儿团子，匆匆飞赴榆林，稍事休息料理，就转赴重庆。
这是一次什么会议呢？这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调集大军准备进攻解决区的军事会议。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在4月1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及东北停战协议，现在只是实施他的军事部署罢了。
会议开始，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首先发言，提出并要求大家保证“三个月打垮共军，六个月消灭共军”。嫡系将领们齐声附和，纷纷表态，竭力主战，会场上一片呛人的火药味儿。杂牌的将领们也大部分跟着起哄，应付场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察言观色，进退两难，心存等待。邓宝珊坐在末席距蒋介石最远的座位上，默默地微眯着眼睛，一副入迷的神情，仿佛正在听戏。
等将领们的发言冷落下来之后，毫无表情的正襟危坐在会议桌一端主席位置上的蒋介石，忽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说：
“邓总司令！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全副戎装的邓宝珊霍然站起，看了蒋介石一眼，故意放慢语调说道：
“委员长！我看打不得。第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容易胜利了，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尽，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就会崩溃……，’
嗬！竟敢在此时此地，当着蒋介石的面唱反调，泼冷水，这不是揭龙鳞，捋虎须吗？将领们张口咋舌，面面相觑。跟邓宝珊关系亲密的傅作义、徐永昌几位，竟吓得为邓宝珊紧攥着两把冷汗。谁都以为，一场雷霆般的震怒将会发作，不知高低的邓宝珊将会大祸临头。
不料，听完邓宝珊这逆耳之言，蒋介石却点点头，咧开薄薄的嘴唇，嘿嘿笑道：
“很好！宝珊说得很对。这个仗确实不能打了。散会。”
怒目金刚骤然变作笑面菩萨，一场戏真演得出神入化！
4月9日，邓宝珊携女儿团子，与高桂滋、赵寿山等同机飞抵兰州，下榻于老友马锡武家中。
次日，他领着女儿去崔夫人墓地扫祭。看了地方名流张维撰写的墓志铭，和于右任题写的“慈爱园”门额，又到枣树沟防空洞坍塌出事地点，默默地站了一阵。团子趴在地上泣不成声，邓宝珊除劝慰女儿外，只说了一句话：
“这样的土质能挖防空洞吗？”
对崔夫人和子女的出事，却没有指责任何人。
不仅如此，连对留在兰州经管家务的随从副官杨子实，在崔夫人逝世后盗卖遗物小卧车一事，也得到将军意外的宽容。对杨子实这一贪财欺主的举动，大家都很不满，邓宝珊一到兰州，都担心他如何向邓宝珊交待。杨子实却依仗自己跟邓宝珊是天水同乡，若无其事地说：
“我把总司令的一辆小卧车卖了，钱也已经花了。”
谁知邓宝珊竟说：“卖了就卖了，够不够花？不够花时我给你再想办法。”
杨子实只好红着脸回答：“够了。”
4月14日，由乡绅水梓、张维主持，兰州各界在青年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邓宝珊、高桂滋、赵寿山三位将军。擅长辞令的水梓，首先致欢迎词：
“……我们欢迎邓宝珊先生，是欢迎一个久别归来的家人，共聚一堂，叙天伦之乐。他带上甘肃子弟兵出去抗战，功在国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高桂滋长官、赵寿山将军是陕西人，从来陕甘是一家，他们在抗战期间，都为国家尽了很大的力，我们一如家人一样欢迎他们两位。”
临到邓宝珊致答词时，他缓缓走到讲坛前，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全场400多人，先悲戚地说道：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这句沉甸甸的简单话语，包含着多少国仇家恨，寄寓着多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焦虑和隐忧啊！女儿团子在后边掩面而泣，整个会场针落如雷，仿佛听得见一颗颗受伤的心，在微微颤栗。过了足足三分钟，邓宝珊才接着讲：
“大家欢迎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七年多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看到父老健在，内心很喜悦。刚才主席谈我功劳在国家，我有什么功劳呢？有功劳的是全甘肃的数十万壮丁，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十几万三陇健儿……”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邓宝珊停了停，又继续讲：
“我这几天看到的兰州市容，确实比以前好得多了，可是没有一处建筑是为老百姓盖的！抗战胜利，是用壮丁的血和汗，母亲、妻子的泪水换来的！今天抗战胜利了，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应该给孤儿寡妇一个稍微喘息的机会，而不应该别有什么图谋……”
同九年前送别时的讲话前后呼应，真挚的感情交流，心与心的共鸣，激起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仿佛第一次发现：这就是邓宝珊！
接着，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兰州女子中学，甚至兰州市举办的全市小学生野营活动，都纷纷来请邓宝珊去给他们讲演。
邓宝珊有求必应。在兰州大学前身的甘肃学院，他以自己最喜爱的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个不息的奋斗过程”为题，向全体师生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讲演。他结合自己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从参加伊犁起义讲到护法战争，从戒除赌博抽烟的恶习讲到投师学习文化知识的艰辛，讲了榆林的三大：风大、沙大、困难大，也讲了他三去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将理性的思考和形象的描绘水乳交融在一起，将复杂奥妙的人生哲理，讲得那么深入浅出而又妙趣横生！在讲演结束时，他还以惊人的记忆力，背诵了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关于人生的一段精辟议论，来同全体师生共勉：
“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敌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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