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华北、中原……一场残酷无情的全面内战，卷起滚滚浓烟。戴着美国生产的高级白尼纶手套的蒋介石，终于背信弃义，在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支持下，将血迹未干的中国拖入了战争深渊！
7月间，在胡宗南再三催促下，邓宝珊迫不得已回到榆林。此时，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反包围，正在激烈进行。胡宗南派来的徐保，表面极其恭顺，但对邓宝珊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邓宝珊佯装悠闲，千方百计想摆脱左右为难的局面。可是，延安和西安在搞拔河比赛，邓宝珊成了双方手里的一根绳子，任你绞尽脑汁，也无法抽身事外。
邓宝珊刚回榆林，延安就派人来策动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反戈起义。同邓宝珊关系深密的胡景翼五弟胡景通，为人忠厚，不忍撇下邓宝珊自行其是，没有答应。于是，延安又派人去做胡景翼六弟陕北保安副指挥官胡景铎的工作。10月间，胡景铎在横山县所属的波罗镇举行起义。胡景通奉邓宝珊之命带了四个营去进行招抚，走到无定河边的响水堡对岸，被解放军新四旅包围，激战半夜，率残部突围而出。解放军乘胜追击，将榆林西南的响水、石湾、镇川等外围据点全部占领。
胡宗南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派专机飞赴榆林，以“通共”罪名来逮捕胡景通。邓宝珊将一领名贵狐裘奉赠来人，百般好言遮护，才将此事搪塞过去。
从此，胡宗南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榆林的控制。命令榆林专员徐玉柱、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冒着隆冬的风雪，驱赶军民采石拉沙，挖掘冻得生铁一般的土地，扩建了榆林机场。不等1947年的春天来到榆林，就派其副长官高桂滋前来传达作战部署，并将其整编二十八旅空运榆林，还叫一个名叫蔡棨的高参，坐镇榆林督师监军。
而在此前后，毛泽东、朱德、续范亭又多次来电来信，劝告邓宝珊当机立断，见机而作，投身革命。在这些电报信件中，他们分析形势，陈述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邓宝珊深受感动。他们甚至提出，如果邓宝珊带领部队举行起义有困难，还可以独自离开榆林，只要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延安帮他组织一支“西北民主联军”由他担任总司令。特别是续范亭于1947年初写给他的最后一信，更使邓宝珊心驰神摇。信日：
宝珊老弟如晤：
严寒把我冻结在绥德了，回晋与否明春再定行止吧。来此身体确有转机，请释念。看了淳化帖，如睹故人，笔体稍变，请勿疑。数年以来，我的哓哓不休，绍庭的仆仆风尘，毛朱的意气勤恳，诸好友的属望殷切，皆集中于此时此事，纯粹的为国为友，非有他求也。而朱、毛对你的期待亦可谓特殊无二，为国家虚心，为人民惜材，一而再，再而三，岂有他图哉？！这次绍庭兄去能做最后之决定，甚盼。只要宣布了脱离内战，我们估计将来的影响与成绩当可与西安“双十二事变”并驾齐驱，其利国利民为何如哉！革命史上的精彩当占几页耶？我又头晕了，余由绍兄面详吧。祝你们的健康友梅近如何？念，念。
范手上
元月7日
过去我写的信，激切之处颇多，但我以为《春秋》责备贤者，应当如是也。但凡知道你的人，都对你抱绝大希望。看了你的身体，都说至少尚能奋斗二十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如此变化的中国，而欲以静态处之，绝对不可能也。周副主席此次回来，谈到你的问题，他说将来能有资望统一指挥起义的民主军，长江以北，只你一人而已，非过语也，可见此间当局切盼殷且诚也。
范又及
邓宝珊读完此信，踌躇再三，彻夜难眠。凝视着信纸上加了着重号的那半句话：“欲以静态处之，绝对不可能也”，仿佛大梦初醒，直如醍醐灌顶！到底是半生相交的患难知己啊，这一针，穴位选择得真准。“静心戒欲”“宁静致远”“静观待变”“以静制动”“静坐常思己过”……几十年来，自己不就是把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些格言，作为处世良方吗？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现在，再也难以静得下去了。但如何才能动静适宜、进退得当呢？时间、地点、条件，还需掌握火候，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早产的婴儿往往早天，即使存活下来，也难以健康长寿。自己是个光杆司令，如果贸然从事，不仅可能事与愿违，也许劳而无功，成为天下笑柄……
邓宝珊把几个心腹幕僚找来，关起门，不见任何人，苦苦研讨了两天，才给续范亭复了一信。要续范亭转告毛泽东和朱德：他“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有位幕僚惋惜地说：“邓先生！既然人家请您树起西北民主联军的旗帜，您何不现在就采取行动？”
邓宝珊半晌默然，低头许久才表情痛苦地说：
“共产党也是讲实力的。可我没有实力。树起那个旗帜来，有谁响应呢？只能成为南京的靶子，转眼化作泡影。何况即使站住了脚，到什么时候也是受人歧视的杂牌……”
这就是邓宝珊当时的处境、态度和担心。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初期，他无力一开始就采取主动，不得不背着沉重的包袱，忍受着被历史误会的巨大危险，在夜色的保护下去迎接黎明。
就在邓宝珊犹豫不决的这个关键时刻，形势急转直下，延安和榆林之间也停止了信使往来。1947年3月初，以蒋介石接班人自许的胡宗南，在指挥部队准备进犯延安前夕，将邓宝珊派专机接到西安，跟淝水之战前的苻坚一般，将他的用兵大略卖弄了一番，眯着被梦想的胜利陶醉得闪闪发亮的小眼睛，问邓宝珊道：
“老兄！你看小弟的这盘棋如何？”
邓宝珊看看这位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皮里阳秋地笑着说：
“胡先生这一记铁沙掌当然厉害，不过，毛泽东要跟你玩起太极拳来，恐怕会掌掌落空——”
“不！”胡宗南双手抱拳，煞有介事地喊道：“只要老兄肯助小弟一臂之力，光复延安，马到成功。”
邓宝珊哈哈一笑：“好，无定河边见吧！”那潜台词儿是两句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但浮躁而骄横的胡宗南，根本没有心思去听。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侵占延安，24日，电令邓宝珊派榆林部队向绥德推进，配合从延安北上的董钊兵团南北夹击。电报中说：“陕北共军已经溃散，其主力将由绥、米过河东渡，望转饬所属，同心协力，共擒渠魁，以成不世之功。”邓宝珊看完电报，良久不语，沉思半晌，才对几个幕僚说道：
“胡部以20余万之众，尚扑延安一座空城。榆林有何力量，能与共军较量？……叫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派刘松山团出击一下就行了。”
参谋处长赵一清不满地说：“总司令！你怎么老是粘粘糊糊的……人家给了你升官的机会，还踌躇什么？”
邓宝珊啼笑皆非，想了想，也觉得不能不认真敷衍，便叫参谋处拟了个作战部署命令，于次日召集将领开会决定：以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新十一旅旅长于浚都分任中路正副指挥，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推进；以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副师长张云衢为左翼正副指挥，向佳县推进，以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为右翼指挥，向横山推进。这个部署看起来面面俱到，其实是虚张声势。出发之前，邓宝珊就命令中路只进到距榆林70多里的鱼河堡，左翼只进到80里的清泉寺后，便就地待命，以观战局变化。仅让右翼胡景通攻占横山、波罗、响水等地，以出师告捷的战绩，改变其因六弟胡景铎起义而所处的困难境地。
当上述部队各自进行到指定地点，胡宗南又来电报说：“顷在瓦窑堡地区发现大部共军流窜，尚无北上模样，已令董钊兵团折回追剿，希北线部队在原地待命。”这些部队便原地未动。而就在他们“待命”期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重大的胜利，打得胡宗南损兵折将，精疲力竭，已经难以招架了。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曾派飞机接邓宝珊去延安一行。胡宗南为了欺世盗名，吹嘘他的“不世之功”，谎报蒋介石他俘虏共军若干若干万人。此事引起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纷纷要求前来延安采访这些被俘的大批共军。胡宗南怕牛皮吹破，连忙在延安郊外设立了五个战俘营，从自己的部队里挑选了一批伤员和瘦弱的士兵，每人发给两块大洋，叫他们化装成被俘的解放军，供外国记者参观。邓宝珊来到延安时，这幕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正在上演，可恬不知耻的胡宗南却完全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他把西安那一套排场全部搬到了延安，每日歌舞饮宴，寻欢作乐，用悠闲的华尔兹舞步消磨时间。但是，正当这位得意忘形的将军坐在自己华丽的客厅里向邓宝珊卖弄他的下一步计划时，一阵隆隆的炮声震得房子都在轻轻晃动。他慌张地走到窗前，瞅着迷蒙的黄土山梁，向邓宝珊问：
“土匪……嗬！土匪还这么厉害？”
邓宝珊只是笑了笑，没有做声。
从延安回来，邓宝珊就在认真考虑，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女儿友梅的病，越来越沉重。自从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她就一刻也不能安静，跟爸爸常常吵架，吵得很凶。这位坚贞的女共产党员，有好几次冒着高烧冲出窑洞，要去找转战陕北的同志们，弄得邓宝珊伤透脑筋……
可是，8月2日，邓宝珊突然接到一个情报：彭德怀率陕北解放军主力七个旅，正分三路向榆林挺进。邓宝珊摇头一笑，对身边的幕僚说：
“不会吧。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他们要进榆林，总应该先派人打个招呼，来一个先礼而后兵。”
但是，接二连三的情报证实，彭德怀确实兵分三路，正向榆林逼近。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宝珊，这才浓眉紧锁，满面乌云，心情显得那么沉重而矛盾。打，还是不打呢？他揪着长长的眉毛，自言自语，苦苦考虑了一天一夜，还是难以决定。
8月4日，邓宝珊召集新十一旅第二团营以上军官在桃林山庄吃饭。他想就如何对付即将兵临城下的彭德怀，听听这些家乡子弟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劝他：
“邓总！赶快进城。集中兵力，依城固守吧。即使你跟共产党有多深的交情，远水也救不了近火……”
可邓宝珊还是说：“我不进城，把你团调来作卫队吧。我跟共产党接触多年，除上次在归绥帮傅作义守城，还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共产党里有我的对手，也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今日刺刀见红，以后还怎么见面！”
大家听他虑事如此深远，不禁连声叹息。
因为，直到此时，邓宝珊还并不完全相信彭德怀挥师北上，是要真打榆林。兵不厌诈啊！自从胡宗南侵占延安，他就专门派人收听中共新华社和邯郸广播电台的消息。他从这些消息中分析，彭德怀是逗引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山沟里捉迷藏，团团转。等把胡宗南拖得晕头转向、有气无力了才收拾。他估计，彭德怀挥师北上，不过是朝榆林虚晃一枪，目的是为了将胡宗南主力调出延安……
不料，事实却粉碎了邓宝珊的想象。当晚十时，彭德怀三路大军的先头部队，就逼进到距榆林城数十里的通秦寨、镇川堡、响水堡一线，跟榆林守军展开激战。站在金刚寺山坡上向南眺望，漆黑的夜空中，炮火如电闪雷鸣。
8月5日上午，邓宝珊匆忙召集会议，不得不采纳将领们的意见，除神木外，撤出外围全部据点，集中兵力，守卫榆林。6日清晨，满天乌云翻滚，各部队仓促进入预定防区，抢筑防御工事。只有驻在三岔湾的原准备调来作卫队的新十一旅二团，和驻在高家堡的李含芳团，在撤退中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使原定的计划，不得不临时修改。
8月6日下午，邓宝珊命卫队将桃林山庄的五眼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带领几个幕僚，看看他住的正中那眼窑洞，没有说一句话，缓步走下山坡，迁居进城。他已得到情报，此次攻打榆林的部队里，有他的老朋友王震。他想，王震也许会把指挥部设在桃林山庄吧？让老朋友住住这一干二净的窑洞，也可能不无作用！
傍晚，解放军抵达近郊。邓宝珊估计，对方会马上发起进攻。入夜，他爬上城内驼峰山，站在戴兴寺山门口朝城外察看，看能否找到一条跟王震进行联系的路线。胡宗南的心腹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尾随而来，摩拳擦掌地嚷道：
“邓总！共产党也欺人太甚。你看，你过去给他们帮过那么多忙，现在还是翻脸不认人。丢了延安，来打榆林，还不是欺软怕硬！……下令吧，只要邓总下个命令，我徐保冲出城去，跟共军拼个刺刀见红！”
徐保话未落音，半空中一声惊雷，直震得山摇地动。滂沱大雨，应声而至，雨骤风狂，彻夜未停。攻守双方都伏俯在泥水里，淋得落汤鸡一般，一枪未响，熬到天亮。
8月7日晚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城外飞机场、三义庙、东岳庙、官井滩等阵地于当晚弃守，收缩兵力，集中守城。此后，解放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轮番猛攻，双方围绕着九里三长的砖包城墙，激战四昼夜之久，直杀得横尸遍野，城无完堞，不分胜负。打到11日凌晨3时，解放军派敢死队身背炸药包，匍匐摸到城下，一声巨响，炸开小西门，双方便在炸塌的城墙豁口上拼起了刺刀。
这刺刀整整拼了一个昼夜，拼得血流成河，天昏地暗。拼得双方都焦头烂额，可谁也休想前进一寸！彭德怀和邓宝珊都熬得两眼血红，守候在电话机旁亲自指挥。彭德怀散出传单，普发油印文件，描写邓宝珊的形象：“高个子，长方脸，有几颗白麻子，方口。”命令部下：“只可活捉，不许伤害。”邓宝珊看到传单，咬咬牙，哼了一声，将他的警卫营派往第一线。
这个警卫营，几乎全由邓宝珊的陇南同乡所组成，虽然很少亲临前线，但训练有素，士气旺盛，全营伤亡殆尽，没有一个逃命！营长受伤被俘，彭德怀用酒席招待，亲自好言劝慰，都毫无所动。榆林解围后，发给路费，并赠马一匹，将其释放。
刺刀拼到8月12日深夜，解放军忽然主动撤退。原来，胡宗南部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由靖边沿长城星夜兼程，驰援榆林。到13日清晨，解放军全部撤走，榆林解围。下午，钟松赶到榆林，连邓宝珊准备的饭都没有吃，就匆匆朝榆林东南去追击解放军。结果，于8月20日，被彭德怀在沙家店歼灭。
榆林解围，各方贺电雪片般飞来，南京的报纸还发了号外。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吹嘘的这次“重大胜利”，邓宝珊不仅不以为荣，反而更加痛苦和忧虑。解围的第二天晚上，他亲自指挥总部人员打扫完一片血肉模糊的小西门战场，掩埋好阵亡官兵的尸体，拖着沉重的脚步归来。新十一旅参谋长石佩玖前来看望他，谈到这次战役，邓宝珊鼻子一酸，悲愤地说道：
“你知道，我原准备先把二团调回来，守住金刚寺，再派汤昭武去通秦寨找彭德怀商谈榆林问题。于浚都这个‘白板’，①听了徐保的话，没有按时撤退，把二团给我断送了。我本不准备和共产党打，被迫打起来了，首先损失的是我带出的家乡子弟兵，能叫我不痛心吗？幸好，小西门被你们堵住了，不然，真不堪设想啊！我早就反对内战，结果却卷入内战。这次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如果共军再次攻打榆林，困守孤城，弹尽粮绝，怎么办呢？”
但是，此时的邓宝珊，实在找不到适当的出路和借口，只能硬着头皮从包头调运军粮和弹药，将这个危险的局面支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