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寻找出路，10月19日，邓宝珊飞赴张家口去探访傅作义。不料他一到张家口，正好碰上蒋介石亲自来北平召集华北将领开军事会议，他和傅作义被一起召到北平。在这次会议上，傅作义被委任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邓宝珊、冯钦哉、上官云相、吴奇伟、郭宗汾等人被委为副总司令。对邓宝珊守住榆林，蒋介石很高兴，笑容满面，予以嘉勉。此时的傅作义踌躇满志，其他将领也慷慨激昂，对打败共产党好像很有把握。惟独邓宝珊，愁眉深锁，缄口不语。会议休息时间，他试探了一下傅作义的口气，原来傅作义虽对蒋介石已不抱什么希望，但对自己拥兵华北，独立与共产党周旋的前景，却颇为乐观。话不投机半句多，邓宝珊只好欲言又止，惆怅而回。
不出邓宝珊所料，就在他离开榆林期间，彭德怀第二次攻打榆林。从11月2日至16日，围城半月，相持不下。此事使蒋介石也大为头痛，在其日记中写道：“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运城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后来，由马鸿逵派其子马敦静率部驰援才得以解围。为了感谢马鸿逵，邓宝珊于1948年初，曾去宁夏一行。
解放军两次攻打榆林，没有将榆林打开，却给邓宝珊上了最深刻的一课。从此，他才似乎明白：瓜熟未必蒂落，水到也不一定渠成，古圣今贤那一个个聪明无比的脑袋，虽然都一再宣称自己掌握了什么天机或规律，但对扰攘纷繁的大千世界，都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在这段百忧煎心的日子里，邓宝珊只有过一次开心的大笑，而且还是为34年前的事情——
当年邓宝珊逃出伊犁时，酒醉压伤的那个崔营副并没有死。营副的儿子现流落甘肃酒泉，生计无着，写信给邓宝珊，盼能念与其父在伊犁的情谊，帮他找个饭碗。邓宝珊笑得热泪盈眶，为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举动未造成人命过失而深自庆幸。几十年来，滴酒不沾，就是为了这件事啊！他马上挥笔给兰州的朋友写了一信，请他们将故人的儿子妥善安置。
3
1948年3月底，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召集的“行宪国民大会”，于南京锣鼓开场。
石头城里，一时冠盖云集，鱼龙混杂。国民党的前途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并未使即将树倒猢狲散的权贵显要们有所收敛。一场瓜分权力的勾心斗角，闹嚷嚷如蝇争血。这是“蒋介石统治中国21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演的这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道是在做喜事，还是在出丧。”
大会开始后不久，邓宝珊、左世允、胡景通一个一个，从榆林先后分别到达南京。他们不是来参加这场热闹的演出，而是来当特别观众。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通过跟各方面人士的接触，看看国民党这棵已被蛀空的大树，在人民解放斗争的风暴面前，还能支撑多少时辰？
邓宝珊一到南京，他所下榻的豆菜园招待所里，立刻宾客盈门。在榆林相识的沈求我，专程去看望他，去了几次都插不上话。邓宝珊知道沈求我跟新闻界有深厚的关系，而且离开榆林后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联系，现在来找他，也许有什么重要看法，便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吩咐随从副官王焕文闭门谢客，在他的卧室里，同沈求我作了一次倾心长谈。
几句寒暄之后，邓宝珊开门见山地告诉沈求我，去年底他在榆林，对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广播记录稿，作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确实都有了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二十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孤立蒋介石的问题，已经解决。国民党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不能不赞同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还说，他对毛泽东这一观点，很感兴趣：“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谈到这里，邓宝珊满怀兴奋地说：
“求我！毛先生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这一观点，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对真诚拥护孙中山学说的那些国民党人，必将是一个巨大的吸引。中国的根本问题，确实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主要是患寡，人家才主要是患不均。我们陇南乡下，有几十亩地的人就被称为财主，一辈子吃着自己熬的土盐，连铺带盖，炕上只有一条毛毡……正因为这样，多种经济成分势必长期并存。这就是建立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经济基础。我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想认真看看，独裁的南京政府，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沈求我问：“看出结果了没有呢？”
邓宝珊的目光变得冷峻起来：“据我这几天观察，南京政府至多还有一年时间！这话我谁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办？”
“邓先生！你看得很准。”沈求我意味深长地说，“该怎么办也很清楚，只要你下决心就行了。”
邓宝珊叹息道：“榆林这两仗打得不好，不然事情就好办多了。”
沈求我也有同感：“事不由己嘛，那两仗打得确实叫人遗憾！原来我们估计，按你的倾向、处境和经历，内战开始就可能举行起义，不料却会有如此遭遇。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
邓宝珊半晌默然，点了点头。
此时，继成都各大学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请愿游行之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为反饥饿而开展了绝食斗争。邓宝珊深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听听大学生的声音，也许能使自己的头脑更为清醒。于是，便派车去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将在那里读书的已经小有名气的天水同乡霍松林接来。
霍松林久慕邓宝珊大名，但还无缘相识。当他跳下吉普车，跨上宾馆二楼，邓宝珊已在客厅门口含笑相迎。两人一见如故，都十分健谈，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历史、哲学、文学、绘画、书法、戏曲，简直无话不谈，从此成为忘年之交。一连几个星期日，邓宝珊都派车接这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前去聊天。
有一次，他们从时局谈到猜谜。邓宝珊看看风华正茂的霍松林说：
“我也很喜欢谜语，在兰州、榆林都办过灯谜晚会。我说说我编的几个谜语，你猜猜如何？”
霍松林自然很高兴猜。于是，邓宝珊说：“万里桥边一草堂——打一鸟名。”
霍松林脱口而出：“杜宇。”
“风飘万点正愁人——打《西厢》一句。”
“落红成阵。”
“行人弓箭各在腰——打一字。”
霍松林想了想说：“是个‘夷’字吧？”
邓宝珊“嗯”了一声，微微笑道：“这几个都容易猜。还有一个就难猜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也打一字。”
霍松林聚精会神，半晌无语。邓宝珊看他猜得很苦，轻轻提了一句：
“这个谜跟南京还有点关系！”
心有灵犀一点通。霍松林马上想到：先后在南京建都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齐和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就是“陈”；“陈”字“无边”，又“落木”，就剩个“日”了，所以谜底是个“日”字。不禁拍手笑道：
“邓先生！你这个谜编得太妙了，真是一条绝谜！”
邓宝珊却若有所思地说：“不是我编得绝，眼前的南京，不是宋、齐、梁、陈？……”
霍松林一听，才领悟到此谜的弦外之音。
过了几天，邓宝珊带着王焕文去拜谒中山陵，路经灵谷寺，见那里松木参天，一径通幽，牡丹盛开，风光迷人，想到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先生对几位甘肃学生的辛勤培养，和对甘肃学术事业的关心，便决定在灵谷寺组织一次春游赏花活动。他定好时间，先派车将汪辟疆教授，和汪教授的几位甘肃学生：民勤的马騄程、天水的霍松林、文县的刘润贤，以及应邀作陪的孙蔚如、王新令等十多人接到新街口茉莉饭店进行宴请。然后，一起去灵谷寺品茶赏花，谈诗论文。
数年前，汪辟疆曾就清末武威李云章父子的治学事迹，撰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文学月刊》。邓宝珊读后，十分兴奋。这次见到汪辟疆，首先表示感谢道：
“汪先生！您作为老学者、大诗人，关心甘肃先贤，奖掖甘肃后进，实在令人起敬。我们甘肃，明末有秦安胡缵宗，能书善文，尤精版本目录之学，其刻印初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乃海内善本。清代武威张澍、武都邢澍，都是嘉道间著名学者。至于李云章父子学术，经世致用，坐言起行，深得顾亭林、黄梨州之精义。可惜地处偏远，国人知之者不多，今得老先生悉心介绍，对我甘肃学子，实在受惠无穷！”
汪辟疆原以为邓宝珊不过一介武夫，谁知不仅谈论起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来如数家珍，对西洋文学中的莎士比亚、拜伦、雨果、罗曼·罗兰的作品也深有所知。这天，面对灵谷寺富丽堂皇的牡丹，大家请汪辟疆吟诗。久负盛名的老诗人，朗诵了一首去年咏牡丹的旧作，还特意请邓宝珊指正。
5月1日，“国大”总算收场。在蒋介石举行总统“宣誓典礼”的同时，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宝珊知道蒋介石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便于5月底怀着复杂难言的心情，再次去拜谒中山陵后，悄然离开南京，蛰居三原家中。他准备静观时局变化，解甲归田，不再出头露面。因此，蒋介石、胡宗南虽一再发电报催促他仍回榆林驻防，他都置之不理。可是，到了8月间，冯钦哉奉傅作义之命专程来到三原，一再催请出山。碍于傅作义情面，同时也想相机向傅作义进言，便同冯钦哉去榆林稍事料理后，一起飞赴北平。
9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为配合东北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决定，由华北军区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
邓宝珊与傅作义在北平朝夕相处，就全国战局的演变反复交换意见。此时，南京政府已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和暴力“限价政策”，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币。对这一经济崩溃的前兆，邓宝珊看得很清楚，认为国民党即使军事上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已油干灯尽，不过是回光返照，必将一败涂地。因为，金圆券的发行，不过是饮鸩止渴，对人民实行赤裸裸的巧取豪夺，连左右摇摆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被迫反抗，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将会更加孤立。但是，傅作义却主要着眼于军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估计不足，认为国民党兵力仍占优势，要打败共产党并非没有可能。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华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认为只要励精图治，一面倡导民主自由，一面学习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比如实行土地改革，就完全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因此，邓宝珊和傅作义，谁也不能将谁说服。
察绥战役开始后，又传来晋绥解放军将攻取包头的消息。傅作义感到西线空虚，为解除后顾之忧，便请邓宝珊将新十一旅从榆林调出，改编为二二八师，由杨仲璜任师长，驻防包头。10月初，邓宝珊将总部的秘书汤昭武、甄载明等人留在榆林，由总部副参谋长尹志伊等人组成总部驻包头办事处，率其移驻包头。
邓宝珊在包头构筑城防，立脚未稳，就得悉贺龙率领两个纵队，从晋北出发绕过归绥，由清水河、托克托向包头扑来。10月21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萨拉齐（今土默特旗）火车站。当晚十一时许，尖兵团到达距包头城仅100多里的磴口车站。邓宝珊为避免榆林事态的再次重演，决定放弃包头，撤往五原；但又考虑自己突然撤退，势必给归绥的董其武造成困难，会对不起朋友，便一面通知董其武，一面先退到公庙子，边退边看。24日，解放军占领包头后，派骑兵继续西进追击邓宝珊。邓宝珊一退再退，退到西山咀（今乌拉特前旗），下令炸毁河上公路大桥，隔河阻击，解放军受挫后退回包头。邓宝珊将总部移驻到五原以西的陕坝（今杭锦后旗），对身边的幕僚笑道：
“打什么呢？我再也不打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此时，尽管南京电台还一再吹嘘打气，东北战场，胜败已见分晓。邓宝珊天天晚上，都在收听中共邯郸电台的广播，对全国战局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
10月28日，东北解放军全歼廖耀湘兵团十万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人全被生俘。
11月2日，沈阳、营口被同时占领，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结束。此役总计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
11月6日，华东、中原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
11月11日，南京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币制改革”宣告失败。
……
但是，由于邓宝珊已决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对这些消息不但不再感到惨痛，反而感到欢欣鼓舞。只是注视着傅作义的处境，不能不为老朋友的前途十分担心。
“完了，傅宜生的日子完了！”邓宝珊揪了一阵眉毛，对几个幕僚说道，“林彪、罗荣桓会马上乘胜入关，同聂荣臻配合，将傅宜生的部队截成几段，分割包围，使他既不能南下，也不能西撤，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吃掉。
咳，要是他那机械化的三十五军和一○四军被歼灭，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事态的发展果如邓宝珊所料。12月5日，东北野战军长驱入关，与华北部队配合，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12月15日，淮海战场，解放军全歼黄维兵团。12月25日，中共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战争罪犯。
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长期盘踞在宁夏的马鸿逵一下慌了手脚，派飞机到陕坝，将邓宝珊请到宁夏，就今后的出路问题，征询邓宝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