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送还盆花时，又遇到外出回家的邓省长。他看见我笑吟吟地说：“小伙子，这一晌干得好！代表们表扬你们会务组工作到家，说兰州饭店刚建成就能接待这么大的会是下了功夫的，真不容易。”我代表会务组向他致谢和问候。他说：“谢啥呢，办好会是咱们甘肃人的光荣。回去告诉饭店，以后用花尽管来搬就是了。”他还叫家人取出一筒碧螺春茶叶和一条中华烟送给我，令我惶然不知所措。邓省长笑道：“你的辛苦大家都看得见，这是我送给你的慰劳品，你可拿去孝敬家里老人，再捎上我的问候。”长者所赐，不能不受，万千道谢，愧领了。最后从车上搬下一个竹编筐笼，里面装着精选的礼品：四个白兰瓜，四十个灯笼大辣子，都一用麻纸包好的。邓省长哈哈大笑：“这是给外省代表的乡土礼品嘛！”大会闭幕时邓省长曾讲：“这是兰州地方名优特产，品质很好，请代表们带回去，希望能在你们那里培育成功。”听省长说要把这些东西送给我，我急了，忙说：“省长一定留下，你也是参加会议的代表，每人一份，不然我无法向会务组交待。”看着我局促不安的样子，邓省长又笑了，他叫园工师傅收下带回家去，说：“你们也辛苦了，这些瓜菜该你们吃。”车卸完了，向邓省长道别离去。
又一件小事——邓宝珊择定康县城。
甘肃陇南康县，原系武都县的一部分，地域辽阔，大山隔阻，远离县城，诸多不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戊戌变法前夕与康、梁一起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当地有识之士黄居中主持召集建县谋划会议，派人呈报省政府申请建县。多次请求，几经周折，于民国十八年获准建县，县城设于白马关（今云台镇）。初名“永康县”，后因与浙江永康县同名，裁去“永”字，定名为康县。
白马关地扼甘陕川三省交通要道，历史悠久，筑有关城，城东五里的大山岔，即古“散关”，东汉时已是著名关隘，清代曾在此设阶州白马关分州。但此地位置偏处县境北部，与南部乡镇距离遥远，中问横亘着万家大梁和牛头山两道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致使县政府对县境南部的治理鞭长莫及，土匪群起，豪强争霸，民无宁日。为改变这一状况，民国三十三年五月（1944．年），经省政府批准将县城由白马关南迁至岸门口。其时，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字纪常，为讨好这位封疆大吏，将岸门口改名为纪常镇。
岸门口地理位置适中，但地如其名，南北两面由险峻的牛头山和苏家大梁夹峙，中间为狭长的燕子河谷，东西出口甚隘，山石崩落，洪水漫溢，极易阻塞。作为县治，给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带来严重制约。康县解放后，县委、县政府谋求选择新的城址，但以何处为佳，意见纷纭，久议不决，无法呈报。
1956年12月，康县至武都的公路正式通车，邓宝珊由省交通厅长杨子恒、中共武都地委副书记苗彪陪同，赴康县为通车典礼剪彩。听取县里关于计划搬迁县治的报告后，年过花甲的邓宝珊对岸门口和嘴台子的环境亲自进了实地考察，并就此事征询了当地父老和民主人士的意见。然后建议县委、县政府召集有关方面共同协商。听完大家的发言，邓宝珊微微笑道：
“作为县城，岸门口这个‘门’实在太小了！既不利于建设，从军事眼光来看也是个进退两难、易遭围困的地方……看来，对搬迁县城，大家没有分歧。搬到哪里呢？我赞成县委的意见：嘴台！你们看——”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缓缓站起，指着墙上的康县地图说：“嘴台距岸门口只有八公里，位置也在县境中部。这里三水汇流，五路相连，山体稳固，植被良好，水源充足。貌似狭窄，却是一块活地，发展的余地并不小，将来公路贯通，势必会成为全县的交通枢纽。沿河砌石，河上架桥，三岸联为一体。我算了算，修机关、学校、商店、车站、仓库、戏院……地盘足够了。白云山风光秀丽，可建公园；靠山脚修个标准的体育场，也保险没问题……”
大家聚精会神听着，不住点头。会后，康县县委、县政府很快向省上报文。1957年3月，经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省长集体办公会议决定：康县县城由岸门口迁往嘴台。40多年过去了，面对今日白云山下群楼拔地，公路畅通，设施齐全，日益繁荣昌盛的康县县城，人们无不称赞老省长的远见卓识。白云山果然建起了公园，198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路视察来到康县，还挥笔为园门题写了“白云山公园”五个大字，这在全国的县级公园恐怕绝无仅有……
另一件小事，是笔者的亲身经历——
那是1958年夏天，我在天水一中读高二。停课了，大部分师生上吕二沟开荒，小部分留校炼铁、把小操场深翻一丈搞试验田准备放小麦高产“卫星”。这天中午，我们刚搁下饭碗，带着满身污垢和疲惫，卷起铺盖，横七竖八躺在大通铺的光床板上歇缓，有人轻轻推开虚掩的宿舍门走了进来。我瞟了一眼，是位干部模样的老者，高个宽肩，胖乎乎的脸上漾起随和的笑纹，粗密的短发鬓角透出丝丝银白，身着灰布中山装，脚穿青布鞋。我以为是某位同学的家长，便闭起了困倦的眼睛。其他人也作如是观吧，嘈杂的大宿舍里一时竟鸦雀无声！
来人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同我们主动攀谈，问我们的学业、志趣、伙食、家境。听那一口乡音浓浓的体贴话语，我们都掏出了埋在心底的隐秘。但是，大家终于明白，他虽然是一位知疼知热的父辈，却并非任何一个同学的家长。因为，当听到我们从1957年秋天起就填不饱肚皮时，他浓重的剑眉下流露出满目忧虑，还发出一声吐自肺腑的深长叹息。这在当时，会被指控为“腹谤”，是相当危险的！自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吃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别说学生家长不敢吱声，就连几位最受学生崇敬的老师，也只因在吃饭问题上替我们吞吞吐吐地说了半句话，就给戴上右派帽子的……
这位敢于直面现实的人是谁呢？看衣着，如同窗外朴实无华的黄土山梁，儒雅的言谈，沉稳的举止，目光内敛的眼神，眉宇间隐现的那股不怒而威的雄风虎气，却对我们这群热血青年自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大家在各自的猜测中不约而同纷纷团聚到他周围。约莫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站起来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语重心长地凝视着我们说：
“别错过成长季节啊！希望，希望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相跟着他，一连又走访了几个宿舍，滚雪球一般团聚成一个六七十人的群体，缓缓向校园走去。走过布满形形色色的“炼铁炉”，堆满矿石、煤炭、炉渣的大操场，走过搭着梯子上下背土搞深翻的“试验田”，他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默默的观察着，思考着。那可是一个“热风吹雨”的年代啊，通过反复说教灌输和“向党交心”活动，中学生不但也已学会说谎，而且坚信在“三面红旗”指引下，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已指日可待了。说实话，对炼钢铁、搞深翻……之类的荒唐举动，在当时我们还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呢……
烈日当空，中午的校园一派空寂，走到临近校门时碰到管灶的陈老师。
陈老师脱口而出喊道：
“邓省长！你？……”
邓先生莞尔一笑，摇摇手，坦然走出了校门。当时天水一中校门朝西，面对北关梁家巷口。等校长和别的老师闻讯赶来，邓先生已走进梁家巷。我们簇拥在巷口，目送那身穿灰布中山装的伟岸宽厚的背影，在参天古槐绿阴的掩映下一步步移向小巷深处，注视着这位功绩卓著的一省之长没有衣锦还乡的倨傲而行动一如平民，屏息凝神，仿佛在欣赏名家高手的巨幅丹青。
——这是笔者同邓宝珊的惟一接触，也是迄今接触过的惟一一位平民化的大官。
4
“哈，邓先生！年过花甲，还这么硬朗啊？”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贺龙，豪放不减当年，紧握着邓宝珊的手边摇边问：“毛主席派我来给你授勋，你拿什么招待我呢？”
邓宝珊笑答：“请元帅吃我们陇南的搅团啊！长征时你路过陇南，群众传说红军里有条‘活龙’，专爱吃搅团嘛。”
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时从草地出来，一进腊子口吃上包谷面搅团，就算是打了个牙祭……鲁大昌不听你的劝告，一定要跟我们作对，不然，我们还想在陇南多休整几天哩……”
1956年初，贺龙代表毛泽东主席到兰州授勋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后，招待贺龙在家里吃了一顿由张玉燕夫人亲手做的搅团。这搅团是用天水产的白包谷面在豆浆里做的，配以松鸡肉臊子和腌制的红辣椒，鲜美可口，另有风味。贺龙边吃边谈，谈演戏、谈相马、谈篮球、谈江湖上的种种趣事，像在家里一般随便。谈到甘肃的工作，邓宝珊将心中的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倾吐给了这位元帅。听得贺龙连连磕着烟斗，眉毛胡子都在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