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下经过兰州。邓宝珊陪同陈毅一行，畅游了兰州附近的著名风景胜地兴隆山。
看到黄土高原上，竟有一块松柏参天、芳草盖地、四季常青的翡翠，风尘仆仆的陈毅，顿觉心旷神怡。他一边听邓宝珊对山中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般娓娓而谈，一边颇有兴趣地问道：
“邓先生！当年，你们将成吉思汗的灵柩迁移到兴隆山后，安放在什么地方呢？”
邓宝珊手扶联结东西二山的云龙桥栏杆，指着东山西坡的一座佛寺答道：
“就在那座大佛殿里。成吉思汗的银棺，安置在大殿中央；三妃子的一口小银棺，放在大殿右侧……后来，于右任先生来此参谒，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大王问我：几时恢复山河’的词……”
“哦，邓先生！你得到过于先生在台湾的消息吗？”陈毅忽然问道。
邓宝珊摇了摇头。
陈毅说：“于先生最近写了首诗——‘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明月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里，一叶渔艇冲烟波！’看来，老先生乡思殷深啊！”
邓宝珊默记着于右任的诗句，没有做声。
陈毅热切地注视着邓宝珊说：
“上月底，民革三大的《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很好。邓先生，你现在是民革中央副主席，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向台湾的老朋友写封信呢？”
邓宝珊点头叹息道：“咳，当初于先生要能留下多好啊！他这诗，情见乎词，不只是个人感伤，也代表了台湾许多朋友的心情。我已写过好几篇广播稿，对于先生、对徐次辰等朋友，我还要写信……”
陈毅一行离开兰州不久，邓小平来甘肃视察工作。他一到兰州，就来看望邓宝珊。两位早在国民联军时期就合作共事过的老朋友一见面，立刻沉浸在对往事的亲切回忆之中。
“宝珊先生！”邓小平还用昔日的称呼，笑着说：“大革命失败后，我还是得到你资助的200块银元，才又出国去的……”
邓宝珊笑问：“我怎么记不得此事了呢？”
邓小平回答：“那时你住在上海法租界，我不便来找你。钱是通过葛霁云向你要的。”
“咳，葛霁云死得太可惜了！”提起葛霁云，邓宝珊不禁眼圈儿红了。“要是他还在我身边，也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是啊！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邓小平接过话题，“宝珊先生过去同我们患难与共，现在还要请你继续发挥作用。”
邓宝珊摇摇头：“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知道，我的国民党党籍，早被蒋介石在1949年初开除掉了。参加民革，这是邵力子先生再三动员的结果……”
“不，宝珊先生！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机敏过人的邓小平立刻听出了邓宝珊的弦外之音，恳切地劝慰道：“从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共产党也有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对党外朋友确实不够尊重。现在我们要着手纠正这个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定方针。你才60多岁的人嘛，为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能够尽力尽心……”
邓宝珊聆听着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心里既感到兴奋，也感到不安。是啊，从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共产党也有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比较而言，革命容易执政难，革命是推翻，是破坏，执政却得恢复，得建设，得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习惯了的那一套，还能有效吗？还能坚持吗？可种种迹象表明，要克服历史的惯性，谈何容易……
此时的邓宝珊，不仅是甘肃省长和民革中央副主席，还身任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甘肃省委主任、甘肃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许多职务。工作越来越忙，社会活动日益频繁。
但是，不管多么繁忙，他总要抽出时间同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促膝恳谈。因为，自从进入1956年，邓宝珊明显地感触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中国，到处生机蓬勃，正在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从这年元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几十年内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讲话开始，接着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报告，到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到7月周恩来作《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所有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似乎不再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而从中国的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从实践到理论，都表现出勇敢地探索精神。虽然，这探索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使人捉摸不定。可是，邓宝珊凭直觉也能感受到，这似乎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同科学民主的精神一脉相承。它不是泡沫，而是大海深处的涌流，标志着中国社会深切的焦虑、躁动和觉醒。为了尽快捉摸到这时代的脉搏，邓宝珊认为，必须倾听先知先觉者的心声……
就在此时，日理万机，精力充沛的毛泽东主席，于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单独约请邓宝珊共进晚餐，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长谈。
“邓主席——哦，现在叫省长了……不过，还是称邓先生吧，私交之间最好不称官衔。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儿，当年在延安学习，后来怎么不见了呢？”
提起女儿友梅邓宝珊心情很不平静，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伤痛，只是淡淡地回答：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她病逝在榆林。”
毛泽东流露出父辈慈祥的眼神，停下筷子，轻轻说：
“那是个多么活泼可爱的孩子啊！我记得她还曾对我说过：‘毛伯伯，我一定要动员爸爸也参加革命……’”
邓宝珊静坐无语，眼前又浮起了友梅临终前昏迷中低声呼唤延安，呼唤同志的瘦弱面影……
“吃吧，邓先生！家里人都不在，这几天我是孤家寡人。”毛泽东莞尔一笑，伸伸筷子，转换了一个话题，“最近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国际上就有人蠢蠢欲动，似乎马克思主义从此不时兴了。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怕人批评，它就是在不断地被批评中得到发展的——”
“对，真理愈辩愈明。”邓宝珊赞同地说。
毛泽东继续讲：“所以，我们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容许以势压人，压制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
邓宝珊说：“可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恐怕得有制度保证……”
毛泽东点点头，喟然慨叹道：
“是啊，邓先生！我还记得当年在延安你对镇压叶德辉的批评。可我们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老喜欢用农民的眼光看待知识分子，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农意识，对革命实在贻害不浅。没有知识分子，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就是个大知识分子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先接受的是谁？也是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首先说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接着才说服了工人和农民。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更得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邓先生，今后，看到我们的错误，要请你不客气的继续批评。这个意思，请邓先生向熟悉的朋友广为传达，就说是我毛泽东讲的：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光依靠大老粗，也建不成社会主义。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请朋友们帮共产党一把……”
这次谈话，给毕生追求民主的邓宝珊，以多么巨大的鼓舞啊！回到兰州，他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向甘肃的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传达。
这年秋天，与上届大会相距11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邓宝珊看到中共八大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看到将党的今后主要任务确定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感到十分兴奋。八大结束后，他组织民革甘肃省委的领导成员和各阶层民主人士，认真学习八大的路线方针，发动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作用。继张德生之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看到邓宝珊不顾自己因高血压而连香烟都已戒掉的病体，积极贯彻八大精神，在省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还号召要向邓宝珊省长学习。
每逢节假日，他那花团锦簇、果香四溢的“慈爱园”，照例对外开放。附近水车园小学的红领巾们，打着星星火炬队旗，兴高采烈地来到园中进行队日活动；或者三五成群来游玩，捕蝴蝶、捉蟋蟀、跳舞唱歌，尽情戏嬉。工作之余，邓宝珊背几首诗词，练一阵大字，便到园中帮助花工施肥浇水，剪枝培土，料理花木，或者参加孩子们的活动。生活在天真的笑脸和甜嫩的歌声之中，邓宝珊忘记了鬓角的丝丝白发，也忘记了园外的扰攘纷争，一颗饱经忧患的心，竟变得那么恬静而纯真！有时，甚至和孩子们一起捉迷藏、击鼓传花……无忧无虑，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在园中，他接待过朱德、沈钧儒、张治中、叶圣陶、梅兰芳……这些名满华夏的人物，也接待过胡景翼的女儿胡希蕴，俞方皋的女儿俞珍君，张维的儿子张令碹，刘保堂的女儿刘蕊青和丈夫王泽霖……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晚辈后生。这座具有田园风光的园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群贤毕集，长幼向往，一时成为兰州各界人士聚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