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时代一样，当今社会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智者：看破前代轰轰烈烈的场面，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是不幸福的，他们引以为荣，将这宇宙本质，认为是惟一可取的理性态度。对自己不幸的自豪、夸耀，使得较少世故的人怀疑其真实性，以为以苦为乐的人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些。这些受难者在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这却不足以弥补纯朴快活的丧失。
我个人认为，人不快活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可言的。智慧的人只要情势允许，是会感到快乐的，当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超越极限而变得痛苦时，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本章中试图证明的。我想奉劝读者，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智决不会阻止人们去获得幸福；那些颇为真诚地把自己的悲哀归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出于某些去知的原因，于是，导致他们去思考世界上那些不甚今人愉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来：对我们的祖父而言，是拜伦的观点；对所有时代的人说来，则是《传道书》作者提出的观点。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在宇宙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因作为人而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那样活着。”
拜伦这么写道：
当早日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这世界给予的快乐没有一个能像它带走一样的快活。
《传道书》中说我羡慕那些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但是，我未出生，未曾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快活后，都得到了悲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在纽约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传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建造水池、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他把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却发现这也是捕风。智慧越多，烦忙越深；学问越博，忧虑越重。
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但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能使我烦恼，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捕风。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读很久以前的那些东西了，因为读了，便会得出结论：不管人们对水池发表什么议论，新的论述必是空虚。如果我们能表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贤士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以后表达同样情绪的词句而自扰了。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及其理智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别。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是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一切都是空虚，我对这种情绪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促成的。
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高兴，但是不会感到一切都空虚，你会觉得孩子的身体康复是件理应关注的事情，根本不必去考虑人生是否有最终价值。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如果他恰巧丢了钱，便会觉得下一顿饭就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极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homo sapiens不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可满足一切奇想怪念时，单是生适中缺乏努力，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很容易实现，他便会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辩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既然有了一切的人并不幸福，那么人生必是可怜不幸的。他忘记了我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如缺乏，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太阳底下一件新事物都没有，前人往事无人追念，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上面这些见解可以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作如下表述：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永远在运动，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新事物同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后嗣继承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河水却不能待在海洋里。如此周而复始，在无尽期、无目的的循环中，人类和世间万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如果河流有智慧就会待在原地止步；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种下果树，让他的儿子来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是另一种情形，这一切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天底下没有新事物出现？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行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怎能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讲话，那对处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不啻是一安慰？要是他有一个新闻剪报机构向他报告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争论的圣哲们的困窘狼狈相，他还能说太阳底下一件新事物都没有吗？
这些事物可能不能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新事物的没有或出现同样令人讨厌的话，那说明两者都成了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有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是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说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处的。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就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欣赏这有冒险性的循环旅行。
至于把财物留给后嗣的痛苦，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灾难。认为一切事物都带有悲观的原因也不尽然。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如果所罗门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
只关注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无所谓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同这样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像的痛苦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保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烤着双手，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合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都是很好的理由。
《传道书》是悲剧，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悲伤，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的以及以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道：“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前方。”
这对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适用的，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他的诺言。
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不过他似乎这么认为，六十年前如达尔文、赫胥黎一辈人所期望于科学的，至今未贡献出来。
这完全是谬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而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定感，知识阶级遭受很大苦难。这样一类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影响，比较理论对世界本质的影响来，远远要大得多。没几个时代比十三世纪更令人绝望了，尽管克鲁奇先生惋悼的信仰在那时几乎被所有的人所坚信，除却皇帝和少数几个意大利贵族外。
因此罗杰·培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