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时代比起任何一个时代来，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与智慧绝不相容。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考虑一下吧：到处都是腐败堕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逐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想想宗教的戒规：我所说的一切，决无反顾。可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的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巴黎或牛津，他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他写道：“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欣明畅，富庶荣耀。这一切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读到。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知识。”
培根说出了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看法，他们当中无一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这种悲观论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谈爱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看穿了它。
“对怀疑心理更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来说，爱情起着它们已经丧失了的、惟上帝具有的功能。面对爱情，那些最为顽固的人，一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并不为其他一切所有，他们感到，甚至在生命本质深处，应奉献上那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作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已经——比起他们来——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习惯于此时，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如此之大。
记得两位我在年轻时就很熟悉的老归人，她们都是那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典型。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门徒。前者哀叹道，关于爱情的诗歌实在太多了，她认为爱情是个没有意义的主题。后者则这么说：“没人可以说什么来反对我，破第七诫总不如破第六诫那么坏，因为不管怎样，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行。”这两种观点同克鲁奇先生声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他的意志显然来自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作家同他们所处的环境绝不是很合拍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伯特·布朗宁了。当然，不能不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卑微的芸芸众生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就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惟一态度便是战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朗宁夫妻那样互相爱慕的社会，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是给予夸奖，这是令人高兴的。在布朗宁张口痛责菲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功能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对冷酷无情的公正批评时寻找庇护的欲望是紧密相关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自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我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太久，很难符合克鲁奇先生提出的现代人的标准。现代人可决没有失去对爱情的信仰，我所信仰的那种爱并不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羡慕：这种爱是有冒险性的，睁亮双眼的，在它给予善意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把邪恶遗忘，也不去作神圣贞洁。把这些特征归属于那种被人称羡的爱，这是性禁忌的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就把那些夸张形容词贴在他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饿比现在厉害得多，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更使人们去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是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由于在无意识中，一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麻烦、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发生以上情况的人是不会很多的，但是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顾忌的那群人。我想，要是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使人走上愤世嫉俗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无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性的伦理道德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据此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对过去的哀悼、怀恋，而是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的世界观，从各个阴暗角落里铲除早为人所摒弃的迷术思想。
要简略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这一点虽然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但却为其他一切价值所必需——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呵！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说你的甜蜜便是痛苦，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没什么比你更为甜蜜了。
为几句诗的佚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什么答案，或是在寻求解开宇宙的钥匙，不过是自我欣赏。爱情是快乐的源泉，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的价值在于它促进了一切最大的快乐，诸如对音乐、高山日出以及皓月当空的大海的欣赏。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爱能够打破自我的坚毅，因为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绪卷入。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极为崇高，有的则较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也就是，不需要human（人的）帮助，就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把权力认作生活的目标，或把个人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各种群体社会的努力。
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理论上，就是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才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些不足处——那种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合作情绪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认为毋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方面，父亲情感甚至更要强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最高形式的爱不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确信，爱的最高形式所体现的价值一定还未被人知晓，而其自身的价值也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但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怠，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感觉厌恶烦恼
克鲁奇先生对悲剧的看法是，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写出了他作品的原材料——人类尊严观，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人生的广阔丰富的想像力——这一切易卜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祗、人类和自然都不知怎么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生的平庸被加到了我们身上，导致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想像力得以被证实。”
描写王公贵族及其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不相符，在我们想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生活看法的倒退落后，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再把某个人看作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而其他人则不得不辛苦劳动，以此表现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
莎士比亚写道：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当时这种观点即便不完全为人所信，至少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是喜剧的，而恺撒、布鲁图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的。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它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更深入到我们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而不是与人密切相关。
试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不觉得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好，但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实际的，关注的是英雄行为，如亚里士多德讲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已被抛弃，平庸的事物又不能替代。要写悲剧，必须有悲剧情感。要具有悲剧情感，必须认识生活本身，不仅用心灵、还要用生命和热情去体验。
克鲁奇先生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许多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来感知旧的情绪。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联系，可人的感情要严肃和有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对有才能的年轻人、或迷茫惶惑、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我的劝告是：“放弃写作的企图，尽量别去写什么，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苏维埃俄罗斯去做劳工；让基本的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患有克鲁奇先生诊断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行为课程。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他们就会发现，尽管怎样遏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