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
（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
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大约分为几个阶段：
唐朝初期（唐太宗贞观四年至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30年~669年）日本派出的使团，一般规模较小，船只一两艘，约200人而已。
航线：走北路。自九州博多湾一对马岛一沿朝鲜半岛沿岸一辽东半岛一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比较安全。
唐朝极盛期（武则天长安二年至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02年~公元752年）：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人数都在500人以上，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
航线：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自九州一日本南岛诸岛：种子岛（多弥）、屋久岛、奄美大岛一横渡东海一明州、扬州。这条航线风险大，航程也不短。
唐朝后期（肃宗乾元二年至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759年~公元874年）。由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唐国势日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大不如前。
航线：安史之乱后，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即南线。自九州博多湾一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待顺风）一横渡东海一明州、扬州。这条航线航程短，遇顺风10天就可到达，只是当时日本船只受制作水平及航海知识所限，风险最大。
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
人，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律宗是唐朝时佛教十大派别之一。律宗是说佛教徒因其等级而有持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之区别，唐初很盛行，号称戒律森严。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
“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森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鉴真宣扬佛法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等21人，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法。当时大唐的法律严禁民间私造船只东渡日本。“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唐律疏议》）因日本一度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结盟与大唐抗衡，东海沿海又有“海盗”出没，政府严禁私自出海。鉴真及其弟子们只有秘密准备船只、佛经、粮食、药品等。
第一次东渡（公元743年4月）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东渡日本。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但四月的时候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盗，说：“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逮捕，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人官了，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
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12月）八月，日僧荣睿、普照被释放后，决定再次恭请鉴真一起回日本。他们秘密到大明寺谒见鉴真，面陈邀请之诚意。鉴真深受感动，为了却心愿，他出钱80贯从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那里买到一艘旧军船。又雇船工18人，工匠85人，准备了经书等书籍和粮食、医药等一应物品。十二月中旬，鉴真等从扬州出发，顺长江而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江浪汹涌，船只触礁而破，已无法行驶。船工只得把船停靠浅滩暂避风浪，争取时间抢修船只。谁知又遇涌潮，水深及腰，正当寒冬，冷风刺骨，粮米被浸，腹内无食，无法前进，只得返回岸上。
第三次东渡（公元744年春）鉴真矢志不移，一个月后再次准备好粮食、淡水等物，修理好船只后，他想从大坂山（今六盘山）直航日本。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只得转驶大屿山。正遇逆风，只好等待顺风，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这时候，船被撞破了，沉入海底，他们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四次东渡（公元744年）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去的费用。为防止官府的追捕，经过缜密的考虑，他计划在远方——福州登舟赴日。为此，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去买船，做各种远航准备。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再乘机脱身至福州，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但事机不密，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他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飘洋过海之风险，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以阻止鉴真东渡。据此，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
第五次东渡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谒见鉴真，商定再次渡日，并立即准备船只及各种随带物品，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35人自扬州崇福寺出发，至扬州三叉河口登舟，沿运河至瓜洲镇入长江，行至狼山又遇恶浪，终于冲出长江口在杭州湾出海。他们历经艰险等候了一个多月，才等到西南顺风，扬帆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