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渐趋完备，畜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充分体现了畜牧生产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畜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牧场及群牧规模大大增加，畜牧业经营组织具有该时代特色。同时，中央还制定了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法律《厩律》，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的积极影响，畜牧业得以迅速发展。
秦汉畜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首先是因为，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秦汉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以后，牛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发展畜牧业势在必行，以提供更多的耕牛。
其次，发展畜牧业又同巩固边防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北方及西方游牧民族侵扰严重，为保卫边郡地区的社会生产和国家的安定统一，需要强大的骑兵，这就成为官营养马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秦汉王朝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畜政管理，发展官营畜牧业，鼓励和扶植私人畜牧业生产，积极实行保护牲畜的措施等。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在秦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秦汉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统一国家建立以后，社会环境较安定，边郡畜牧业资源得以集中开发与合理利用。
在统一的环境下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使一些新畜种、新饲料品种及某些先进的畜牧业生产技术传入中原，这些作用都不可忽视。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发展很迅速，其表现首先是生产地区十分广泛。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对西部、北部边郡地区的开发利用，广建官营牧场。
西汉初年，朝廷有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阡陌之间马匹成群。当时也有许多著名的大牧主依靠官营牧场发展畜牧业。
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国的乌氏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秦时凡是牧马超过200匹，养牛、羊或猪多达1000的畜牧大户，可以享受千户侯待遇。可见，秦汉时期的牧场是非常发达的。
秦时已建立太仆寺掌管国马，在西北边郡还设立官营牧场牧师苑，养马几十万匹。
我国古代的经济区划大致可分为牧业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半农半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一带，具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良好条件。
秦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畜牧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存在是当时畜牧业发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内地虽不宜发展大规模群牧式畜牧业，但官民都普遍采用了厩舍饲养和小群牧养的方式，牲畜的总头数也很可观。
这一时期对不同牲畜的经济作用也有了足够的认识，重视马、牛在军事、农耕、交通方面的作用，因此，养马业、养牛业的发展很突出。
新畜种亦不断引进，如原产于匈奴地区的骡、驴在东汉已为常见之役畜。作为肉畜的鸡、猪，生产地区广泛，但由于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很小，所能提供的肉畜数量是有限的。乳畜在中原地区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质量，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汉武帝派张骞联络大月氏，获悉西域产良马，并带回西域苜蓿种子在长安地区试种。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带兵前去大苑，带回公马和母马一共3000匹。这一时期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家畜优良品种的培育、饲养管理技术的进步、兽医及相畜术的先进等方面。
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经营组织，包括边郡大牧主经营、豪强地主的田庄经营、一般农家经营、官府经营等不同类型。大牧主经营主要集中在边郡、生产规模较大，生产的专业性较强，产品的商品率高。
豪强地主经营的畜牧业是田庄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特征。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豪强地主经营的畜牧业发展很快。
一般农家经营的畜牧业，大牲畜较少，其目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为种植业的收入略作补充。
汉代有个养殖能手卜式，以养羊致富。汉武帝时鼓励农民养马，曾经任用善于养羊的卜式发展养羊业。另外还有马氏兄弟5人，都是养猪能手；梁鸿、孙期等曾在渤海郡养猪，以及祝鸡翁的养鸡，都是当时有名的畜牧事例。
官府经营牧场也很多。秦汉之间连年战争，畜牧业遭到破坏，役畜损失很多。西汉初期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在发展养马方面，官府充实马政机构，大办军马场。秦汉时期，朝廷对畜牧业加强了管理，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定了《厩苑律》，它是我国古代有关牲畜饲养的法律。
在古代，牲畜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又是重要的战争工具和祭祀用品，朝廷对牲畜的饲养、管理和使用非常重视。类似法规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牧牛”一职，说明《周礼》有关西周已设职掌管厩牧的记载是可信的。
秦朝廷制定畜牧法规《厩苑律》及其他有关条款规定。秦朝廷分管厩牧事务的是内史、太仆和太仓等官。在地方由县令、丞以及都官管理，令、丞和都官以下，有田啬夫、厩啬夫、皂啬夫、佐、史、牛长、田典、皂和徒等负责畜牧方面的具体工作。
关于牛马的饲养，秦代有定期检查评比制度，每年正月举行考核，成绩优秀者奖励，不按时参加评比或在评比中列为下等的，饲养者和管理者要受惩罚。
秦代条律还规定，官有的牛马死亡，应及时呈报所在的县府，由所在县检验后将死牛马上缴。如不及时上缴，致使牛马腐烂，应按未腐烂时的价格赔偿。如果是朝廷厩马或驾用牛马，应将其筋、皮、角和肉的价钱呈缴，所卖的钱少于规定数目，驾用牛马者应予补足。
朝廷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的牛检查一次，凡有10头以上牛而一年死三分之一，不满10头牛一年死3头以上，主管的吏和饲牛的徒以及所属县的令、丞都有罪。
此外，秦律还规定马匹调习不善，军马评比列为下等的，要惩罚县司马及令、丞。秦代的《法律答问》还有一些惩罚偷盗马、牛、猪、羊的规定，对牲畜所有权进一步制定了保护性规定。
汉代也有《厩律》，西汉丞相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将秦代《厩苑律》列为其中一篇。《九章律》已经失传，但从《汉书·刑法志》中关于《九章律》的记载来看，可知汉代《厩律》的内容与秦《厩律》相差不多。
西汉时，牛耕在黄河流域已较普遍。东汉时，农牧结合经营区逐渐向江南推广，并且更加重视饲养和保护耕牛，将秦律“杀牛者枷”改为“杀牛者弃市”。同时，汉史中已有了牛疫的记载。
汉武帝为适应对匈奴用兵的需要，鼓励马匹繁殖，还制定了《马复令》，规定民养马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此外，汉律以重刑惩治盗窃牛马的犯罪，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枷”，知情不举发也要受惩治。汉代不少地方官员劝说百姓饲养家畜，增加生产。当时养猪、养羊、养鸡很普遍，既可以解决肉食和肥料，又增加了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