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爱名车，爱排场，爱豪宅；
爱资本运作，爱操纵股价，也爱上市公司；
他是农凯系当家人，也是娱乐新闻中的“周公子”。
他更愿意做“上海首富”，
他要书写一段上海传奇，却只留下片片上海往事，
他不是别人，他是周正毅。
在黄浦江畔、上海滩头的历史上，要留下一笔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里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名利场。可是，在这个名利场的历史中，最显赫的声名，却是一个从棚户区走出的穷小子留下的。
周正毅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在大部分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的游移与豪情赌性，让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借势而起，顺势而为，转瞬之间呼啸扶摇直上，盛极一时。
然而，非理性的冲动最终将传奇击垮，他幻灭的速度比暴发还快。最终只留下几缕依稀往事，和大上海的烟云交织在一起，迟迟难散。
这个故事的结尾，会令人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生出些许茫然。或许，对于亿万中小股民而言，那里真是一个看不到光亮的
黑洞。
第一桶金：金融圈的“公共饭堂”
1985年，24岁的上海青年周正毅决定关掉自己的小香烟店，因为他要出国去日本了。
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此时的国人已经变得现实起来。比起在国内上班或者摆小摊，留洋打工无疑是一条更具诱惑的致富之路。留洋打工不仅收入比国内高出数倍，更有一夜暴富的可能。比这更有诱惑的是，当那些近在港澳、远在日韩东南亚打工的人们归来的时候，总是会肩挑手提放像机、录音机、电视机一类的电器。比起传说中的高收入，这些在国内还很稀罕的电器，对于还处在现代化启蒙阶段的中国人，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因此，无论是粗通还是精通外语的人，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就会拼命挤出国门。一时之间，在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他们手捧着《许国璋英语》边走边看，或是一手拿着烧饼或馒头，一手把半导体托在耳侧，边吃边听外语广播。这些人往往以留学为借口，出国之后却开始四处打零工、做小贩，或夹或带地把国内的小货物带到国外，再把外汇、电器捎带回来。周正毅正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上海青年，他出生在上海最贫穷的杨树浦棚户区里。这样的出身，从上海那句著名的民谚“若要苦，杨树浦”就可以知其大概。高中毕业之后，他顶了父亲的班，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当保管员。这在当时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微薄的工资对于周家的生活状况，实在起不到什么改善的作用。
1981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氛渐热。“万元户”乍一出现，便被长期处于物质贫乏状态的人们竞相追捧。那些不安于贫穷的人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脱离贫穷。自幼头脑灵光、工于心计的周正毅，自然不可能安然处之。很快，他便辞去了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早点摊，竟然大受居民欢迎。积累了一点钱之后，20出头的周正毅和姐姐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专门卖些外国香烟、广州服装，捎带着倒卖外币。周正毅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也没有什么经商的经验，可是，他做起生意来却格外用心，买进卖出总是高人一筹，有上海人“精打细盘”的劲头。多年之后，从附近老人的嘴里，依然可以听到周正毅“做得活、做得俏”的评价。
显然，这种规模的“小打小闹”，尽管效果不错，却始终没办法脱离棚户区的方寸之地。于是，在攒足了7 000元所谓的“留学费”之后，周正毅去了日本，这大概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一件大事。在当时留日打工的狂潮中，一般的务工者会选择在餐馆打工，做洗碗工、服务员一类的苦力工种；头脑略微灵活一些的人，则会夹带一些小商品去日本贩卖。其中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一种名叫“章光101毛发再生精”的产品。大陆第一辆法拉利轿车的车主李晓华，正是靠在日本代理该产品，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的。
显然，从日后周正毅的发展轨迹来看，他并不愿意从事那样的体力劳动，尽管他经常被人鄙夷地贬斥为“没有文化”。这个“脑筋活络”的青年人很快便加入了夹带商品的小商贩队伍中。日后，他对媒体语焉不详地表示：“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生发水。”不过，熟知他的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在他们的回忆中，周正毅确实倒卖过一些商品，但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生意，却是帮助其他的打工者前往日本。这在当时是一桩非法的生意，然而却利润丰厚。这和周正毅日后在资本市场上善于利用政策漏洞、逃避低效监管的灰色思路一脉相承。他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风格，在此时便已经显露出来。
1989年，周正毅带着攒下的50万元人民币，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和当时众多将海外打工所得存在银行里的人不同，周正毅并不甘心只做一个靠利息生活的“息爷”。他开起了一家名叫“美通”的饭店，同时又经营起当时最时髦的生意—桑拿浴池和卡拉OK。然而，1989年的上海，各路神仙已经纷纷发家，并无根底的小饭店老板周正毅，根本没有机会挤进正规的上海商圈，而这恰恰是周正毅一直所不满足的。
于是，在两年之后，周正毅又把这家规模不大的饭店关掉，在其妻毛玉萍的支持下，在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上，开了一家“阿毛炖品”。这是一家以豪华装修、特色炖品为主题的饭店。这家店一开业，即得到刚刚富裕起来的上海人的追捧，迅速在黄河路站稳脚跟，并一度门庭若市，成为黄河路上最耀眼的食界新星。靠着“阿毛炖品”带来的丰厚利润，周氏夫妻二人的生活大为改变，而周正毅的明星风格，在此时也初现端倪。据说，常常停在“阿毛炖品”门口的那辆红色法拉利，是全上海第一辆法拉利，而它的主人正是饭店董事长周正毅。
不过，对周正毅而言，利润上的多寡，倒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他看重的是，这家接近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的饭店在最鼎盛的时期，每到吃饭时间，总是会涌入大批金融界人士。他经常可以看见银行、证券等行业的高层人士在此就餐。当时，大家甚至将这里戏谑为上海银行界的“公共饭堂”。风度不凡、出手大方的周氏夫妇二人，因此在金融圈内拥有了广泛的人脉，日后，周氏夫妇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频频出手，所依赖的资源和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时期积累下来的。
在和这些金融圈人士的接触中，周正毅接收了许多相当新鲜的观念，更领悟了不少高层面的经营之道。从这些人的身上，周正毅懂得了该如何运作现有资金，见识了如何靠银行融资，像“乘电梯”一样借势而起。很快，他就将步入上海的主流商圈，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平台上施展拳脚，在那里他才能打造起他的资本帝国，才能在黄浦江畔的百湾千滩之上留下赫赫声名。
保卫港股：以身涉险终成巨富
1995年，周正毅夫妇做了一件彻底改变命运的大事：在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
1992年夏天发生的“深圳认购证案”①让政府的决策层开始感受到股市的火热。他们如获至宝地发现，这个正在活跃起来的资本市场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给势已衰颓的国有企业输血，借助股民的手将它们拉出破产的泥潭。经过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讨论之后，“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成为“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最佳战略选择。
由此，全国各地那些最大、最困难的国有企业，陆续开始了它们各自的上市历程。很显然，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不适应在资本市场中进行融资，甚至根本不具备上市的条件。之所以能够获得上市资格，一靠政府的指标分配，二靠“资产剥离”、“产业重组”、“虚假财报”等招数。而这种所谓的上市，也只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苟延残喘。如同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所记述的那样：“看起来，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这段历史的功过是非，早已经盖棺论定，日后的事实也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大改善，“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国有企业在挥霍了融来的资金后，便迅速再次陷入困境。日后，正是这些既无能力在经营上振作，又无能力改善机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壳资源”，引得那些大大小小的资本玩家在股市上搅动波澜，兴风作浪。
此时的周正毅，还远没有日后的强大实力，也没有运筹帷幄、指挥一家乃至几家上市公司的能力与头脑，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从国企上市当中牟取厚利。他依靠的手段，就是从二级市场上低价收购职工股、内部股这些统称为“国有股”的非流通股。①
周正毅开始以个体户的名义，专门从事二级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由于职工股必须在企业上市三年后才能流通，所以，那些有资格购买“内部股”的国企员工，普遍选择在上市之初私下抛售股票。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开始在所谓的一级半、二级市场上接手，待其上市之后，这些股票往往可以获得数十倍的差价利润。
和金融圈人士广有交结的周正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开始在上海、江苏、福建、浙江等省份频频动作，倾囊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数年之后，周正毅依然津津乐道这一段日子：“当初很多国有企业排队上市，我们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购职工股，那时国企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买来的股票等到上市，就可以由几元升到几十元。”
在收购之后，周正毅或是将这些股票倒卖给一些金融信托机构，或是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那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年代，只要胆子足够大，眼光足够远，一夜暴富并不是传说。如果我们把视角稍稍放广一些就会发现， 1995年的国企体制改革，实在是中国商业史上颇具影响的大事件之一。许多资本炒家利用人们贪图小利的心理，抓住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良好时机，周正毅正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知他究竟从这种股票倒卖当中赚了多少钱，只知道周正毅在日后轻描淡写地说：“我记得涨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两三元一股升到20多元一股。‘福建九州’买得最多，有两千万股。当时买这些上市国企的股票，个个都能赚大钱。”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大潮中，周正毅的起家历程并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他与许多发家的民间富豪一样，都成功地利用了政策上的漏洞，凭借着自己的敏锐直觉，在合法与违法的中间地带牟取暴利。这种近似于灰色的经历，造成了这些富豪在成功后依然乐于放手一博，完全蔑视游戏规则，甚至无视法律。日后，周正毅的“钻空子、擦边球”的经营风格，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结于这一时期的成功。
如果说，在沪深两市当一个二级市场炒家，是周正毅完成的资本市场初级课程的话，那么，他在香港股市上的冒进，则让他在瞬间提升了自己的财富量级。
从1997年2月开始，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突然浮出水面，以令人生畏的国际金融大鳄面目，用他领导的量子基金，横扫东南亚地区的股市、汇市。外资因此纷纷逃离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作为亚洲最大的资本自由港，香港自然无法幸免。在国际炒家的狂轰滥炸之下，香港资本市场的状况几乎可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恒生指数被拦腰截半，逼近7 000点关口，许多银行家、投资家的财富因此缩水，缩水程度甚至高达70%。这样的惨烈景象，自然令本就小心翼翼的香港股民更加谨慎。在一片凄惶之中，动荡的紧缩效应迅速波及整个股市，连一些平时表现上佳的绩优股、蓝筹股都被祸及，其跌幅之大，让香港本埠居民都望而却步。只有高中文化的周正毅对国际金融炒家和量子基金一窍不通，但是他却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1997年的初秋，周氏夫妇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大量购买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企业的蓝筹股。在周氏夫妇看来，尽管香港股市已经乱做一团，但却是个抄底入市的好机会。一是香港股市只是因为受大环境影响而暂时下跌，风雨过后，情况马上就会扭转；二是这些股票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成长空间，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企业都有着大量的优质资产。加上李嘉诚非凡的资本背景，如果能够翻身，一定可以彻底摆脱目前的状况。因此，尽管股市一片风声鹤唳，这场金融风暴尚看不到终结的迹象，也不知道股价会不会继续下跌，但是直觉告诉周正毅，他应该冒险一试。
以身涉险的周氏夫妇，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战战兢兢地囤积了大量港股。就这样，在1997年，这个从棚户区里走出来的上海人一头扎进港岛的股市风云中。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文化程度不高、读书不多的人，居然赶上了一波世纪规模的大行情。
在这场风波中，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
此时香港刚刚回归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香港是否能够平稳过渡。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即便是一贯奉行自由市场政策的香港特区政府，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对资本市场作出干预。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态度明确的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迎战国际资本的资金与政治上的顾虑顿时化解。于是，也就是在周正毅进入香港股市后不久，香港特区政府正式迎战国际资本炒家。
在这场接近一个月的对战中，香港特区政府投入了高达1 637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尽管损失惨重，却成功地逼退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牢牢地守住了恒生指数7 800点的关口。到10月30日，恒生指数已经重返10 000点。在两级政府的合作下，港股保卫战就此结束，在保证香港股市没有崩盘的同时，也宣布了香港“自由市场”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