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的研究者认为，周正毅的入市，是在得到了一些圈内消息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有准备、有计划的抄底行动。周正毅夫妇在港股最低迷的区间入市，无论情形如何险恶，都死死握住股票绝不出手，其目的就是抄底等待政府救市，一旦风暴过去，股市反弹，就出局套利。不过大概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国际游资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激战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香港特区政府的救市力度会如此之大，救市决心会如此之坚定，中央政府也不惜代价充当后援。他更没想到的是，这场港股保卫战过后，股市反弹竟然会如此迅猛，让他在最初的预期之外，又有许多额外的惊喜。到第二年的春天，在此役当中获利数亿港元的周氏夫妇，终于脱胎换骨，洗掉了二级市场炒家的土气，一跃成为纵横沪深港三地的金融大鳄。他麾下的农凯集团，也开始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农凯结构：三种方式打造系族
农凯集团是周正毅夫妇于1997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注册资金1亿元。取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公司主营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且公司的合伙企业是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投），这家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委）。有了这层关系，便可以对外宣布农凯集团背靠上海市政府。农凯的“凯”字，则来自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顺发展），这家公司是周正毅麾下一家装饰公司的股东。
此时，连续经历了国有股收购、港股保卫战两场大胜的周正毅，眼光早已不同往昔。他决心打造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资本平台，争取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资本运作作准备。
周正毅构架农凯集团的方式很独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在资本控制上却有着高人一筹的独特手段，对权力体制的理解更是非同寻常。他的手段总结起来，可以称为“连横”、“合纵”、“中央集权”。
“连横”这一构架方式，指的是公司之间的横向联合，用共同出资的方式，打造一家新企业。除掉由凯顺发展、上海农投等共同组建的农凯集团外，周正毅先后用凯顺发展等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用“亲上加亲”的办法，组建了上海农凯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联合）、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特优）等企业。在这种横向联合中，周正毅往往出资不多，却能够拉拢来大笔资金，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
“合纵”这一方式，指的是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纵向联合。从1998年开始，周正毅就频频出手，完成了多起垂直的结合。1998年2月，农凯集团和凯顺发展共同出资3 000万元，成立农凯联合。仅仅一个月后，农凯集团就和子公司农凯联合一起，分别出资1 000万元，成立了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工贸）。一年之后，子公司农凯联合与孙公司农凯工贸又垂直合作，共同出资2 000万元成立了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乐）。在这种上下级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往往很难分辨新成立的企业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也很难界定公司资产的性质，这为日后周正毅购买上市公司，进行题材炒作提供了相当广袤的想象空间。
无论是“连横”还是“合纵”，周正毅的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交互持股、结构复杂的资本平台。这种招数在同一时代的庄家中很是流行，例如同时代的吕梁，稍晚一些的顾雏军等人，对这一手法的使用也相当熟稔。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无论股权结构多么复杂，周正毅都始终保持着他对农凯的绝对控制。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从1998年开始，农凯集团在5年的时间里，一刻不停地进行扩张，先后收购、成立了十多家关联企业。然而这些新增企业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却都要由农凯集团的行政办公室保管，需要使用的时候，要填写一份《农凯集团印章申请单》，再交给周正毅本人过目审批。
很显然，在这样的架构下，农凯集团初步形成了一个重门叠户、互为关联的资本平台。在尚未开始其坐庄生涯之前，这种复杂程度就可以用盘根错节来形容，而日后周正毅真正将资本操纵的内容引入农凯之后，它的内部便成了一个迷宫。直到农凯覆灭，这其中十余家骨干企业、数十家二三级子公司与四大上市公司的资产关系，仍然只有周正毅一个人弄得清。
在欧阳逸飞的《周正毅问题调查》一书中甚至这样描述：“周正毅全资拥有的农凯集团位于上海江宁路188号的总部内。当你走入江宁路188号的兴业大厦，拾阶而上时，不断变换着的是与农凯集团关联的各家公司的名称。”农凯盘根错节的庞大身躯可见一斑。
对于这种接近“一人机制”的架构方式，周正毅本人并不讳言。他在一次与记者的交谈中说道：“我负责把项目竞争回来，具体的过程我都不管。当我感觉到一个项目可以做时，就把它先交给法律部，考察里面有没有法律风险；法律部如果通过，再交预算部，考量该项目的收益率；如果有利可图，就写一份报告，最后总裁会议上决定投不投，怎么投。”周正毅对农凯权柄控制之严，其企业内部架构之复杂，以至于在崩盘之后，竟无一人能够理得清农凯的乱账。
“港股保卫战”让周正毅一战成名。不过在当时，股票仅仅是他实现财富量级跃升的手段而已，对于更高级的玩法，他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因此，想要亲自坐庄，想要在股市上办好大事，还需要运作一些实际的项目，一方面为日后收购上市公司、进行题材炒作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则可以继续壮大公司资产。
日后，常有人认为周正毅只是占尽便宜与运气，善于投机取巧而已，其实从这一段时期他的表现来看，此人极有金融天赋与投资眼光。据与周正毅有过合作的人回忆说：“周正毅在别的方面谈吐一般，但如果你和他谈金融，谈债券，绝对一流。”而一位曾经负责农凯期货业务的员工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说有一次农凯的期货部门在香港操作，不慎亏损了4 000万元，周正毅“关起门乱骂了两个多小时”，随后自己开账户操作，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4 000万元的亏损赚了回来。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期货交易后，周正毅看上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蒸蒸日上的房地产业。
其实，周正毅看上房地产业，其理由不外乎有三条。
首先，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并未被直接祸及，但经济上的压力却依然存在，为了拉动内需，能够带动巨额消费的房地产业自然拥有了发展的理想环境。其次，随着1998年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政策，加上个人住房信贷的放开，房地产业又获得了政策上的助推。最后一个理由则来自于周正毅的偶像情结—李嘉诚因在低潮期吃进大量地皮，从而在1984年香港经济复苏时一举成为亿万富翁。因此，周正毅开始进军房地产行业，这在农凯的企业历史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转折点。日后，周正毅纵横资本市场所进行的所有资本运作，皆围绕着地产行业而展开。他借此收购4家上市公司，在黄浦江畔构筑起他的金融帝国。然而周正毅恰好也失陷于地产，这番轮回般的宿命，让人们在喟叹命运弄人的同时，对中国地产界的资本状况也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农凯的商业历程中，周正毅进军地产业实在可称精妙手笔。他以每平方米6 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著名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投入1亿元将其建完并装修后，这幢大楼很快便升值到了5亿元。2001年，他又以每平方米4 100元的超低价收购了另一栋上海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在同样投入了1亿元之后，很快便挂出每平方米18 000元的牌子对外出售了。
客观而言，农凯前期在地产开发上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周正毅买回来的项目，往往都是那些“半拉子工程”。和同为“金融+地产”模式的北京泰跃系不同，农凯最成功的地产项目起初都是半成品，而不像泰跃系一样从头到尾独力完成项目运作。周正毅将自己的运作理念总结为“四两拨千斤”—“别人一个项目从头做起，做大了之后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做不下去了，我们就把它低价收回来，然后重组，好的精益求精，不好的淘汰掉”。日后，尽管农凯最终失陷于地产领域，但论及其早期的项目开发，其赢利之丰厚、投入产出比之高，依然能令人对周正毅的投资眼光钦佩不已。
尽管在这一时期，农凯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做出什么大动作，周正毅也似乎在资本市场上灵感全无，看上去与他资本炒家的身份极不符。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他正在潜心策划一系列宏大的资本运作项目。从日后来看，它的规模之大，全然超越了同时期绝大多数的资本项目。农凯也正是借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资本系族，而周正毅本人也由此一跃而成为“上海首富”。
坐庄股市：农凯抢滩资本市场
就在周正毅积极谋划、静观变化的时候，几年来静寂无声的股市突然间开始了一轮新的运动。
中国股市从来都是“看政策而动”，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天开始，就为各种各样的政策服务。每个时期需要承载的政治任务，就是那一阶段股市的实质性内涵。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每个时期都有为数不少的资本人物随着政策的波浪沉浮。
尽管只有高中文化，但精明的周正毅还是看出了这种变化的趋势，或者说，他清楚他的机会到来了。放眼中国资本市场，正有两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它们的出现，为许多像周正毅一样的人提供了人生中宝贵的转机。
第一场运动是关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重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开始逐渐步入困境。在体制外力量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不仅难于再对国民经济作出贡献，反而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包袱。为了挽救这些势已衰微的国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纷纷出台。从打击私营企业，到限制其原料、能源；从财政直接拨款，到组织银行为其提供贷款；从指挥其股份化改造，到安排其直接上市……政府对于国企的帮扶一刻不曾减少，国企的状况却丝毫不见好转。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这些上市企业在将融来的资金挥霍一空之后，由于其收益远远不够配股增发，因此失去了在股市上继续融资的可能。这些既无人问津，又无力振作的国有上市企业，就成了一个又一个“壳”。
在当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尚未成立，无法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指挥调度，于是，“给政策自寻出路”的老办法又被搬了出来。针对国有企业，政府设计了几种资产运作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选择绩差的上市公司，使其退出不良资产，再将具有优质资产的非上市公司资产注入进去，让它们具备配股条件，成为控股公司或间接成为上市公司。
以资产重组为基础，完成国企三年脱困；以重组为高科技公司为导向，使国企站上一个新高度；以高科技中的网络为重点，改变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模式。这三位一体的新理念，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股市新的内在性质。
在这样的思路下， 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发生资产重组657起，涉及上市公司共368家，其中控制发行权转移的达90家。这些重组中，有一些甚至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行业性的整体重组。本书中曾经讨论过的深锦兴，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重组成为跻身IT产业的小盘高科技成长型公司亿安科技，并创造出“百元大股”的神话。而亏损已久的阿城钢铁，则通过剥离传统钢铁产业的资产，注入软件销售及网络产业，最终变更为赫赫有名的科利华。上述两例资产重组，无不在市场上拥有良好的表现，这让“壳资源”在二级市场上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波重组风潮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算告一段落。
第二场运动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铺天盖地的造系浪潮。
这场浪潮说起来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原因。外在的原因不外乎上面所述的资产重组风潮。内在的原因，则源于资本市场上炒作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自亿安系、中科系等资本系族坐庄失败后，普通投资者对资本炒家的厌恶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时，想要靠直接坐庄套利就变得艰难无比，仅凭几个题材和故事就让股价大动，明眼人一看便知有庄家作祟。于是，新的坐庄模式被开发出来，这就是以“资产重组”为手段，打着产融结合旗号的类金融集团。在1999年到2006年的多年时间里，这一类庄家渐渐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主流。
当周正毅在黄浦江畔为他未来的商业帝国积极准备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发生的转变令他大感惊喜。从农凯日后的运作来看，他显然洞察到了这两场运动的方向。多年的商海历练，让这个昔日的小商贩已经拥有了非常敏锐的资本嗅觉。他决心借这两股浪潮，乘势而起，用金融整合地产，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作用，组建以地产为主，金融为辅的产业帝国。
平心而论，周正毅为农凯选择的产业基础相当好，直到今天，地产业都是一个极具利润与发展潜力的行业。以金融带地产的发展思路也很正确，因为地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周的思路是由资本市场来对地产业进行补贴，再由地产经营创造的业绩反哺资本市场。这样的经营理念不可谓不先进，可是，他却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具备成熟的资本要素市场，从普通投资者到券商、上市公司，无不要仰政策鼻息。想要实现这种思路，在现有的股市环境中，只能用一些灰色的手段进行运作。因此，从周正毅决意进军资本市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将自己捆在了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上，车子跑得越快，风险也就越大。
带着地产市场两战全胜的余威，农凯开始正式进军内地金融与证券市场。和其他庄家迫不及待直接买壳上市不同，周正毅要高明得多，他走的第一步棋，就是用关联企业造系。
他先是通过旗下企业投资福建兴业银行，成为其第三大股东，随即又投资2.1亿元参与大连证券的改组，在其更名为大通证券后，以18.77%的持股比例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之后，农凯多次出手，以合资、投资等名义与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经营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