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药业上市成功，得益最大的当然是涌金。它由一个受益于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的套利者，一跃转型为实业搭台、金融唱戏的投资基金型企业，并且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平台。据说魏东本人对此兴奋不已，不过，他显然不满足于只固守一家企业，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他就要在这上面实现一个高层次的目标。
世纪转型：实业领域崭露头角
魏东收购的第二家企业，是历史更加悠久，同时也拥有更好品牌效应的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芝堂）。这是湖南最大的中成药生产和贸易企业，拥有稳定的年利润。不过，受资本的限制，九芝堂尽管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药业竞争中也只能坐视成立十几年的三九集团独领风骚。为此，九芝堂的管理层颇为不服气，时任九芝堂董事长的余克建就曾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只有为企业嫁接新的成长基因，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基于这样的思路，九芝堂明确提出，要以资本运营为突破口，通过合资、合作、收购、股份制改造、挂牌上市和增发股票等手段，创造出一个超常发展的九芝堂。
得知这个消息，魏东自然欣喜异常。他坚信，以九芝堂在药业的地位，再加上自己的资本运作能力，必然可以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企业。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九芝堂上市，他可以实现自己入主实业的愿望。因此，他立刻指示涌金的业务人员，全力加入到九芝堂的上市筹备工作中。
1999年5月，以九芝堂集团为主发起单位，联合4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国有控股的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对企业的股份制改革。2000年6月28日，九芝堂成功在深交所上市，融资3.6亿元。在这个过程中，魏东用自己的人脉为九芝堂打通了最重要的关节。正因为如此，在九芝堂的第一届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名单中，都能够看到涌金系人马的身影。
至此魏东的脚步并未停下，2002年1月，湖南涌金与九芝堂达成收购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国有资产从中彻底退出，湖南涌金间接持有九芝堂29.76%的股权。日后在魏东的巧妙运作下，到2007年时，涌金已经拥有九芝堂59.5%的股权，加上魏东个人所持的26.93%，其兄魏锋的3.65%，涌金所持有的九芝堂股份竟然达到了90.08%。而九芝堂集团持有上市公司九芝堂40.35%的股权。按照这样的比例，涌金系对上市公司九芝堂的把持已经达到了绝对控股的程度。因为九芝堂的第二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仅为0.8%。
在魏东的妙手运营下，九芝堂的确焕发出全然不同的生机。魏东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始一步步地将其改造为一家现代化企业。2003年7月，公司成功增发新股5 100万股，融资达5亿元。利用这一大笔钱，九芝堂陆续完成了工业、商业上的战略整合。2004年，九芝堂在沪深两市医药行业中国上市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二。在商务部公布的首批中华老字号名单中，九芝堂赫然在榜，以13.55亿元的品牌价值名列第13位。
随着九芝堂的实力不断提升，其品牌传播越来越广，魏东的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在他的妙手指点下，九芝堂从一家老式的国有制药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善于资本运作、拥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医药龙头企业。客观而言，无论有多少人诟病九芝堂的投资收益比例过高，魏东之于九芝堂的功劳却是实实在在的。
魏东的梦想的确已经踏上了征途，这是一家真正属于涌金的上市公司。在此之前，涌金系的投资尽管获利不菲，却从来只做小股东。因此，对九芝堂的控股，完全可以看做是涌金系最关键的战略转型。
就在魏东打着实业经营的旗号，热火朝天地投身于九芝堂的整合时，中国资本市场接连爆出了两条重磅新闻。
2004年5月16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自来到深圳，突然宣布免去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赵新先的一切职务。就在人们错愕的情绪尚未恢复时，德隆集团掌门人唐万新出走缅甸，国务院和公安部分别成立专案小组，对德隆展开调查。
直到今日，我们都无法知道目睹此情此景的魏东究竟作何感想，不过却可以从其他事实上推知一二。魏东曾是三九医药上市的直接参与人，与三九集团打过长时间的交道。作为湘军资本的代表，涌金与德隆“老三股”之一的湘火炬也渊源颇深。当这两家企业轰然倒塌的时候，对于同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资深人士魏东而言，那种有感于江湖险恶的悲凉感觉，一定要来得更加深切。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这一时期正在发生生态转型。21世纪以来，那些善于运作、精于管理，在资本市场与实业领域都有出色表现的资本大佬，似乎开始集体迷失。基于家电、医药、食品甚至高科技领域的概念炒作，已经越来越展现出末世面貌，开始难以让投资者信任。而随着新生化技术、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新资本观念的引进，一种全新的资本运营模式出现了，这就是直到今天仍然风靡的风险投资。
面对汹涌的创业热浪，魏东其实早已有所感知。早在1999年底，涌金就在中关村高科技园成立了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金科技）。魏东在风险投资上走出的第一步棋，就是以区区4万元的成本，受让了青岛高校软控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软控）8%的股权。
魏东之所以涉足这一领域，除了战略转型的考虑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从高层获得了内幕消息—中国股市很快将会设立创业板，允许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低门槛上市。
事实上，尽管传说中的创业板久久未能露面，但深交所却在2004年获准设立“中小企业板”。一批获得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成功上市，涌金所投资的青岛软控正是其中之一。股票上市之后，青岛软控风光无二，竟然以每股26元的价格，创下了中小板新股上市的历史最高价。截至2007年，知金科技共持有青岛软控425.88万股，市值超过3亿元。
几乎就在青岛软控上市的同时，知金科技投资的北青传媒也在香港上市，作为其第二大股东，知金科技持有3.74%的股份，其持股市值也逼近1亿元港币。
2004年左右，魏东在短时间内频频出手，将知金科技作为创业企业的孵化器，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将知金科技1亿多元的本金注入十余家高科技公司，投资并帮助多个企业上市，在收回投资的同时，均获得了数十倍的高回报。而从其投资的企业来看，都是信息、生物、传媒等高新技术行业。并且其始终将高校、科研机构作为投资对象，这样，一来可以从其研发成功的科技项目中获得利润，二来则可以依靠高校的技术背景，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增大成功概率。
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对魏东“资本炒家”的固有印象。事实上，魏东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假如我们对涌金参股的科技企业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中与著名高校、科研单位合作的企业占到了一半以上。其中许多企业都拥有实实在在的科研项目，并不是仅有一个空白科技概念，或是单纯为了上市拼凑而成的空壳。这样看来，涌金入主这样的企业，不是通过风险投资及推出机制来寻求获利。综合他对药业的整合，我们有理由认定，他的商业理想要高远得多。
和传统的企业家不同，年轻的魏东更懂得资本之于商业的作用。面对势不可当的商业潮流转变，他希望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直接进入实业领域，然后分别以高科技企业、品牌企业为依托，用金融作为商业效应的放大器，打造一个世界规模的财团型企业，并且彻底与资本炒家的角色割裂开来。
按照自己的理念，魏东开始了精心的有条不紊的漫长布局。要完成这个长期战略规划，他需要在药业中拥有从制造到销售的完整方阵，还需要数家高科技企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保证。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在证券和金融领域直接入手两家企业，绕开冗繁的人脉关系。
很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
2004年前后，由于漫长的熊市，中国的券商行业陷入了整体低迷。2004年度，114家证券公司合计亏损149.83亿元，其净资本合计仅为453.41亿元。这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速度，不超过三年，中国全部的证券公司都将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券商开始尝试用增资扩股的办法来减少亏损，例如海通证券就从10亿元扩至87.34亿元；南方证券从10亿元扩至34.58亿元；申银万国从13.2亿元增资到42.16亿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魏东果断出手控股成都证券，为其成功增资扩股，让其资本金从1亿元上升到5亿元。其中，湖南涌金与九芝堂集团共同持有成都证券38%的股份，魏东也因此成为这家证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证券公司后，涌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直接入主金融企业。
2006年，一家名叫碧水源的公司进行上市前的增资扩股。当年9月18日，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用2 000万元的低价，受让了碧水源7.5%的股权，成为其八大股东之一。碧水源如果能够成功上市，云南信托从中获利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云南信托通过“低价收购—上市—出货”这样的流程套利时，魏东却在积极谋局，他竟然想要将这家国有资本背景的企业收入囊中。
直到今天，许多人都无法想明白，魏东究竟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豪举。事实上，在2004年前后，许多信托企业、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都并不理想，加上政府利益居中主导，让人很难与它们打交道，一些投资资本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但涌金却并不挑剔。分析起来，魏东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第一，控制国有信托公司后，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金融圈内的关系和政府背景，更有利于参股投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涌金用这种关系先后参股草原兴发、哈高科、浦发银行等。第二，云南信托手中握有碧水源的股权，只要上市便可以坐收暴利，作为云南信托第一大股东的云南省财政厅，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其争取。
由此可见，工于心计的魏东其实异常精明，他所走的每一步棋，都带有很强的迷惑性。如果不能高屋建瓴地观察，便很容易为其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困惑。这也正是魏东区别于许多草莽庄家的地方—他早已不满足于做一个抢钱跑路的窃股大盗。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早期在二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的坐庄模式，几乎完全被涌金抛弃。2004年之后，魏东越来越展现出打造财团的决心，他似乎当真要从金融领域入手，在把涌金做大的同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商业模式。
显然，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重要的是，当魏东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时候，他所需要面对的压力、所需要解决的利益纠葛，明显要比想象中多得多。
造系成功：中国最后的资本系族
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种职业，资本家大概是其中压力最大的一种。
当一个资本家进行一项重大投资的时候，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这其中既有利润上的考虑，也有道德层面的顾及；有人脉关系和多方利益的协调，还有对个人体力与心智的估量。魏东进入金融领域的初衷，或许仅仅是因为他身处于这个圈子，自然而然地要安身于此。在这个资本的世界里，他一直一帆风顺，进退得手，左右逢源，然而却从未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或者说，涌金的红旗究竟要扛多久，涌金到底要做多大，或许魏东这个金融奇才并没有考虑过。
回过头来观察涌金，可以看出魏东的确是穷尽心智、究极人脉，了无遗策地将这家企业一步步送往巅峰。在资本市场上，涌金系的大名几乎可与鼎盛时的德隆、中科相提并论。这个言辞很少的中年人，似乎也对涌金有着热切的期盼，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魏东踌躇满志地宣称：“如果要为涌金集团找定位，那它未来一定是集证券、信托、期货、基金管理、投资、投资咨询为一体的金融帝国。”
尽管魏东一副文绉绉的书生面容，但这番话颇具豪气。在他的内心深处，大概真的想要成为中国的巴菲特，真的希望将涌金做成像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金融帝国。从涌金的发展历程来看，并不热衷于实业运作的魏东也的确是以资本运作作为企业战略的。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涌金规模越来越大，他能否承受随之而来的压力。
观察十多年来的中国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发现，大凡失败的资本系族，基本逃不开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过快发展，导致资金链紧绷直至崩溃；二是过大膨胀，让布局最终成为骗局；三是企业家的个人因素，决定了他对企业究竟会施加怎样的影响。魏东之于涌金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他是涌金的创始人，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在他同一届的同学里，有4个人与他一起开创了涌金，日后又有上下届校友数十人前来投奔，成为涌金的业务骨干。纵观涌金发展的每一步，都无法将魏东的作用排除在外。这样一来，随着涌金牵涉的利益链越加丰富，涌金需要借助的人脉越来越多，魏东个人需要承担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在2007年之前，以他的智力与心力尚能应付，但是，当涌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膨胀时，魏东必须面对更多的利益纠葛，这种万事系于一身的模式，无疑加重了魏东的负担。然而，被多条利益链束缚的魏东，已经无法从中脱身了。
就在涌金将“医药+金融”的产融体系基本搭建完成后，魏东又将势力延伸到了银行业。2007年3月23日，九芝堂和千金药业联手竞标，以每股6.05元的价格从长沙市财政局手里买下2 791万股交通银行国有法人股，所得股份两家企业各分一半。两个月后，交通银行在A股上市。仅仅两天时间，其收盘价即涨到每股13.59元。这意味着在短短两月之内，涌金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笔资金翻了一番。
这是一起典型的中国式收购。在此之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之好，让银行股的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同。交通银行还未上市，其法人股便已备受追捧。涌金能在如此情形下斩将夺旗，获标而归，足见涌金与当地政府关系之融洽，更可以看出魏东平时用心之深。
2007年可谓涌金企业史上斩获最多的一年。涌金在魏东的指挥下四处出击，受让了云南信托24.5%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一比例看上去虽然不惹眼，但却意义非凡。因为云南信托的第三大股东是持股23%的上海纳米创业，而上海纳米创业的7成股份都在涌金手里。这实际上意味着，魏东已经将云南信托的控制权牢牢握在了手中。就连作为第一大股东、代表了政府利益的云南省财政厅都不得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