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最高的石窟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佛教艺术中心。1900年，当5万多卷宗教和世俗文书在窟中面世后，使敦煌莫高窟从此享有“世界艺术宝库”、“世界现有佛教艺术最伟大宝库”的双重桂冠。1961年，国务院将莫高窟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于1991年荣获“世界文化遗产”证书。
莫高窟深藏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沙漠绿洲中。这是在荒漠中难得见到的一条山沟，呈南北向，西边是鸣沙山，东边为三危山，其间清冷的宕泉河千年流淌不息，滋润出了一带生机勃勃的绿洲。游人进入这条山沟，一眼就可以看到在平均高度约17米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凿出一排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洞窟，鳞次栉比，形如蜂房，迤逦绵延长达1600多米。“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游人仰视这精美浩大的工程，莫不称其高超，无不惊叹莫高窟建筑之壮观。
莫高窟是一条有1600多年历史、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艺术长廊。这里每个洞窟、每件造型都有神奇美妙的故事。是谁最早在这儿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呢？相传，在1630多年前有个从东土来的乐傅和尚上西天拜佛求经，寻找极乐世界，路经敦煌时听人说，只有喝了三危山观音井的水，才能走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于是就派三弟子智勤前往三危山去取。当时正值盛夏，智勤顶烈日、忍饥渴，经过三天两夜的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三危山的大象河谷。这儿河水清澈，杨柳参天。梧桐茂密，芦苇丛生。智勤看见白哗哗的河水，顿觉格外清爽，便跑到河边喝水歇息。这时，太阳已渐西沉，夕阳的余辉映照在三危山上，智勤猛地看到三危山变了：早晨像锦缎一样的群峰霎时间闪烁出万道金光，在耀眼的光芒中，弥勒佛和千万尊菩萨围坐山崖，神态各异，形象多样，在紫烟萦绕的层楼叠阁中谈笑风生。随后，又见金光中拥出无数貌若天仙的妙龄少女，有的环抱器乐弹奏乐曲，有的挥动彩带翩翩起舞……智勤看到这种梦幻般的奇景，心想：这不正是我们师徒千寻万找的“西天极乐世界”吗？于是。他发誓要在此山崖石壁上开凿洞窟，把刚才幻化出的佛祖巨像、群仙奇景都塑画出来。智勤从小聪明好学，对开石、雕像、绘画等工艺样样精通。于是，他在三危山对面山崖壁上“造窟一龛”。当乐傅找到智勤，看到弟子干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万分高兴，便决定在此开洞修行。于是乐傅禅师在一窟旁开了第二个洞窟。自此，后人为求神灵佑福，纷纷在这块福地凿石建窟，结果朝朝代代，越修越多。因为这些洞窟都是开凿在沙漠中最高的地方，所以起名为“漠高窟”（沙漠高处之意），后来演变成了“莫高窟”。当然，若从佛教角度讲，“莫高”还有佛道至上之意，所谓“化行河表，重敬莫高”。
这个美丽传奇的故事，在唐代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所立莫高窟《李克让重修佛龛碑》中有类似的记载：“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傅，戒心清虚，执心惊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三危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山金，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尊。……而后合州梨庶，造作相仍……。”据此，一般认为，莫高窟僧人乐傅看见三危山“状如千佛”而认为这里是佛祖显灵的圣地。遂于晋废帝太和元年，前秦建元二年凿有第一窟，后有法良禅师在旁凿第二窟。不过，乐傅和法良所凿窟龛由于没有题记。无法考证。但是如果按这时算起，莫高窟最早开凿的时间要比云岗石窟早近百年，比龙门石窟早达120多年。从那时起，不仅僧人一代接一代建窟造像，而且许多地方官吏、王公贵族、商贾市民也到这里建起洞窟来。到了唐代已是一个有1000多个洞窟的佛教圣地了。
莫高窟的开凿源自三危佛光折射的宗教幻想。对这一神秘现象，历来众说纷纭：有“雨后彩虹”之说，认为每逢雨后黄昏云气雾霭升起于三危山上，被来自地平线上金红色的夕阳晕染得如同一片燃烧的枫林，金色的反射光与三危山黄沙丘岭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的“千佛”景观；有“矿物辐射”之说，认为三危山的岩石多由云母矿物质组成，经夕阳照射时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也有“精神迷乱”之说，认为乐傅来到三危山时已饥渴至昏，心中思佛，便在夕阳中产生了幻觉，看到了“状有千佛”的奇景。三危山的自然奇景赋予莫高窟以神秘色彩。
“三危佛光”的神秘诱惑和佛国世界的理想圣境，吸引了多少敦煌郡民和丝路游人出资造像。由于敦煌历代统治者和世家豪族笃信佛教，并带头捐资开凿，造像礼佛，弘扬佛法，使得莫高窟的修造延续上千年而经久不衰。千百年来，莫高窟经历了十六国的初创，北朝的渐盛，隋唐的辉煌，五代以后的衰微及明清时期的沉寂。尽管历经流年风雨，沙压土埋，战火摧残，人为破坏，但存留至今的洞窟仍有492个，这些洞窟分布在1600多米长的崖面上，主要集中在南段，上下相接，左右相邻，最密集处多达5层。在莫高窟南段。有1045幅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鲜艳如新，如果把每幅壁画排在一起，可以布置成高一米、长达45公里的艺术画廊；如按其原长度排列，亦可长达30公里。窟内有圆塑2500余尊、影塑1000余身，其规模之巨大、内容之丰富、年代之久远、延续时间之长远皆为全国石窟之冠。
这可以说是一个旷世的奇迹。在中国，长城、故宫、秦兵马俑都是举世无双、令人惊奇的古迹，但都建于一定的朝代，而像莫高窟这样历经千年不断开发，保留上至北凉、下到元11个朝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精华的古迹，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令国内外学术界震动的是在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
莫高窟藏经洞这座宏大的文化艺术宝藏，被公认为人类20世纪伟大的发现。日月有常，天意难侧。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考古大发现，竟发生在甘肃西部荒寂沙州中一个极不起眼的姓王的道士身上。
这个普通的道士叫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初“因麻城连年荒旱，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后退伍出家拜盛道为师。当了道士，云游到甘肃敦煌，不久便作了莫高窟下寺的当家道士。公元1900年6月2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清晨，主持莫高窟的王道士依然如在湖北麻城老家当农民时那样，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当他清扫到纪念唐代名僧洪□的影堂时，里侧泥墙瑟瑟一动，尘沙松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见，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就是后来被编为17号窟的“藏经洞”。
王道士打开藏洞。但见一3米见方的室内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佛像绢幡、印花织物、拓本等稀世古物，他被这些“神物”惊呆了。因为，藏经洞珍藏有至少在公元359年至1196年，跨越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和金的837年间，记载各种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多方面重要文物的资料约5万件。文献的文字种类除大量的汉文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怯卢文、梵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敦煌遗书种类大致有传统的“四部”古籍，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的宗教文献，还有当地古代志乘、户籍、帐册、契卷、函启、表状、乐谱、舞谱、天文、历法、算书、相书、字书、韵书、宅经、类书、医书、药书、变文、小说、诗赋、曲词、传记、游记、应用文范以及一些尚难归类的奇特文献。这样庞杂悠久的历史文献，内容涉及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音乐、舞蹈、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民族关系、中西交往、民族习俗、学校教育、语言音韵、古籍校勘等，堪称大百科全书。
然而，王道士并不懂得这些珍贵文献的价值，他关心的是如何赚钱。他看不惯窟内那些五颜六色的壁画和婀娜多彩的菩萨彩塑，便用募化来的布施钱。找了些当地很不高明的泥瓦匠，刷白了墙，涂抹了壁画，并打碎了一些佛像，换上了天师、灵官之类的道教神像。之后，他捡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文物，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瀚，希望能换点钱。汪知道这是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就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作为官场交结的“礼品”，又转送给当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叶对此十分珍视，遂建议甘肃藩台将这些文物如数解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藩台以运费太大为由，下令就地封存，于是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囊。
历史从来无情。它在保存美好记忆的同时，也记下了无耻的丑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但当时北京的清王朝正陷入义和团的熊熊烈火之中，哪有功夫顾及敦煌的发现和珍贵文物的保护，而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不避路远艰险，竞相登路，直扑敦煌，将魔爪伸向莫高窟抢夺稀世奇宝。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文化强盗来到敦煌，通过各种方式窃走了大量遗书和许多壁画、彩塑，其数目之多令人惊愕。如当时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伪装成玄奘的信徒。曾分别于1907年3月和1914年两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共骗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1．1604种，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雇用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远看驼队就像沙漠上的一列火车。
敦煌遗书这一文化宝藏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王圆箓的愚昧贪婪，尤其是外国强盗肆无忌惮的掠夺，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劫难。据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并成先生统计，敦煌遗书与纸卷画约有4．77多万件，藏文箧页9648页，主要分藏于英、法、俄、日、美、丹、韩、中等8个国家，其中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保存仅2万件。在所有的盗宝者中，要数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这位精通汉、俄、藏、突厥等多种文字的外国“汉学家”，精心挑选并盗走的遗书是最精华的部分，有不少为孤本，且有20％的遗书标有年月，科研价值极高。近年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获得了散佚在国外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资料显微胶片副本约3万多件，加上北京图书馆、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国内其他图书院所珍藏的藏经洞文物、资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敦煌学资料最丰富的国家。
莫高窟是一个浩大而迷人的艺术世界。它根植于丰厚的中国大地文化艺术土壤，融合了古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艺术风格，构成了集古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宫殿，“回廊阁道栉鳞连，妙像绝图千洞仙”，便是对其艺术形象的精彩描绘。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有位日本艺术家说：“从敦煌早期壁画中，可以看到埃及墓中壁画的风尚，看到拜占庭艺术的风尚，看到罗马艺术的风尚，敦煌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曙光。看了莫高窟，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此说一点也不夸张。
莫高窟建筑艺术表现为古建筑实物和壁画中的古建筑两大部分，有窟形、窟檐、古塔和建筑画4个方面。莫高窟早期通行2种造窟形式，一种是中心柱式，原印度“制底”的形式，是在悬崖上凿窟，多为正方形。窟中心稍后一点，凿成方柱，上连窟顶，方柱四面开龛，内塑佛像。方柱前面，造成人字形起脊式的石窟。中心方柱是印度“制底”中心舍利塔的变形，而起脊式人字形石窟，则接近中国木构建筑的固有形式。另一种也是印度昆诃罗形式的方形石窟，窟的后部设佛龛，内塑佛像左右两壁，凿成一排或上下两排的小佛龛，也塑有佛像。窟顶有的凿成起脊式人字形，有的凿成覆斗形的中心澡井。到隋唐时期，外来形式的窟形开始消失，以平面方形、覆斗顶、后壁一龛为主要窟形。覆斗顶是隋唐时期的基本窟形，也是莫高窟最多的窟形，约在300个以上。中唐是莫高窟的辉煌盛世，其窟形以中央高起的覆斗顶式为基本形制，且规模较前为大。加上窟顶及四壁彩画纷披，故更显高大、庄严、美观，颇有煌煌盛世富丽奢华的宫室殿堂之气派。窟外有木栈道连通左右上下，窟前还有木构窟檐，亦盛饰彩画，如楼台亭阁般华美壮观，显示出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格。背屏式是晚唐后的基本窟形，系中西结合式，一般在室中心的佛像后面有大型通顶的背屏，其像坛源自中式庙宇殿堂的佛坛，而背屏则由中心塔演化而来，洞窟宽阔，面积均在200平方米左右。五代以后。莫高窟的典型形制为起于晚唐张议潮家族时期的中心佛坛式，即在覆斗状窟顶下，中心偏后设置佛坛，四周有通道，像前有登道，后有直通窟顶的石壁作背屏，很像内地寺庙佛殿里的扇面墙，第98、55窟可为代表。从敦煌石窟建筑形式的演变，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在建筑实践中不断加以融化吸收，体现出其独有的建筑艺术风格。
分布在莫高窟对面沙岸上的古塔建筑也颇有特色。方形如烽火塔式的土塔是宋代或西夏时期的高僧舍利塔；圆形如覆瓶式的喇嘛塔是元代的高僧舍利塔。莫高窟的千古罪人王圆箓的墓塔也在附近，该塔呈圆形，状如葫芦，外染白色，刻有碑文。建在莫高窟前的大泉河上游2公里处的“莲花塔”，为现存最早的土筑古塔；还有原建在三危山中。现迁于莫高窟陈列馆前面林园中心的慈氏塔，是现存最早的单层亭阁式木塔。这两座古塔建于北宋年间，均代表了莫高窟古塔建筑的艺术风格。
莫高窟壁画中的建筑画实际上是人间帝王宫殿、宗教殿堂和各类民间建筑物的模写。这些建筑画主要描绘经变画中的佛国天堂和故事画中的特定环境，数量繁多，“单是在约300幅的大型西方净土变和东方药师变中所详细绘出的建筑，按单座计算就不下四千座”（见肖默《敦煌建筑研究》）。这些建筑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建筑精美，刻画细腻，线条流畅，其中有多幅为画中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