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媒体感到郁闷的是，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很难进入现场，这一方面是情况的恶劣，一方面则是军方的限制。
此外，军方和行政部门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来左右信息，即适时地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一些情报加以保密，不允许新闻媒介向公众报道。尽管美国有《信息自由法》，但政府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档案资料却不在对外公开的范畴之内。
五角大楼在与美国媒体的“话语权之战”中变得越发老练了起来，其做法“进化”为一方面定时由“发言人”提供消息，另一方面则有效限制记者在战场上的行动。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首次向全世界媒体开放，允许嵌入式随军记者采访，但事实上，军方的新闻管制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2003年3月23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的录像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先转播了这一录像带，但随即五角大楼便介入了，它要求美国电视新闻网在这些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家人被通知前不要播放这一录像带。此后，美国所有主要的电视台，都心领神会地实行了自我约束，不播放美国战俘的画面，对阿拉伯电视台提供的报道画面也几乎不再予以转播。
随着战争逐步升级，一些美国电视台承认，就像战前所担心的那样，他们派出的记者已经不能完全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与平面媒体相比，电视媒体展现的多是经过“净化”处理的战争观点。
战时的新闻管制既显示了媒体的困境，也表明了媒体的底线。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媒体与军方的关系是合作多于冲突。尽管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政府喂什么就吃什么的懒汉”，但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新闻理想之间，美国媒体很难做出选择，尤其是在“9?11”之后的爱国主义氛围和反恐旗帜的引导下，媒体不得不在诸多方面“配合”政府的对内及对外宣传。
更进一步说，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有疑义，但由于主流媒体的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及利益取向与政府和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
就像一位官员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所说的那样，“当一位总统站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