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头盖骨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下定打捞阿波丸的决心，是直奔传说中的“50亿美元”财富而去的。花费人民币2000万元，获得50亿美元的收益，怎么算都值得。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寻找连同阿波丸一同沉入海底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件文物，说多么重要就有多么重要，说它价值连城恐怕说少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价之宝。
关于人类的起源，历来就有多种学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很多中国人自豪地认为：华夏大地是人类的摇篮。
很久以前，中国各地都有挖“龙骨”治病的习俗。直到清朝晚期，也就是光绪年间，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之后，人们经过科学研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龙骨”，大部分都是动物的化石，小部分是几千年前的龟甲、牛骨。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王懿荣8患了疟疾，就请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子。王懿荣就派家人前往药房抓药。药方子中，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等药抓回来，煎药之前，王懿荣随手打开纸包，看了看药的成色。无意间，他发现一块未捣碎的“龙骨”上面，刻着一些似篆非篆的文字。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家，精通周代铭文。他脑子里灵光一现：这些符号，会不会是远古的文字呢于是，他立即询问此药是从哪家药房抓的。当他得知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的，马上吩咐家人：你去把他们家的“龙骨”全部买回来，有多少要多少，要整块的，无须捣碎。买回来一批“龙骨”，外形比较完整，一看就知道是龟甲、牛骨。经过认真研究，王懿荣确认，这些符号就是中国商代的篆书文字，因为是刻画在龟甲、牛骨上面的，所以，他称其为“甲骨文”。在他之前，还不知道有多少珍贵的“龙骨”变成药渣了呢！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线索，也源自于“龙骨”。
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盛产“龙骨”的山包因此得名，就叫做龙骨山。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担任了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18年，他对“龙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率队前往周口店，对龙骨山进行试掘。收获不是太大。但他并未丧失信心，反而自信地预言：“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去的中国文物，不久，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东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安特生离开中国，回国赴任。
1927年，在加拿大学者步达生9的领导下，对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非常高兴，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在他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创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并继续开展发掘工作。
1929年12月2日16时许，忙碌一天的发掘工人一无所获，有些人已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就在这时，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个工人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圆疙瘩，周围的人看来看去，谁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有人叫来现场负责人裴文中，他端详了一会儿，惊叫道：“是猿人，是猿人的头盖骨！”接着，他轻轻地清除头盖骨周围的土壤，把它起了出来，紧紧地捧在手中，仿佛稀世珍宝……
随后，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迅速传遍了世界。
经过深入研究，裴文中发现的这块头盖骨化石构造像人，其生前只有八九岁，男性，脑量却已有915毫升，远远超过所有古猿和近代大猿的脑量。但他也与现代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头盖骨化石像馒头形，而现代人头盖骨近似于球形；他的眉脊粗壮，像屋檐凸出于眼眶的上方，前额低平，头盖骨壁比现代人要厚一倍。这些都与其祖先古猿相近。“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最新科学测定是57.8万年），属于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用火取暖和吃熟食。“北京猿人”的发现，平息了19世纪以来围绕爪哇猿人的争论，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十分珍贵，不可多得。
1936年11月，贾兰坡再接再厉，又在周口店陆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可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不但迫使周口店发掘终止，而且，已经发现并保存在美国人创办的协和医院里的“北京人”头盖骨，也面临着被日军掠夺的危险。1941年1月10日，身在陪都重庆的翁文灏10致信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几经磋商，美国方面才勉强同意，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负责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安全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照计划，列车抵达秦皇岛之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再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火车到了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紧接着，早有准备的日军，迅速出动，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弗利和戴维斯还没登上哈里逊总统号，就成了日军的俘虏，并被押往天津战俘营。后来，弗利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退回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却不翼而飞。
解放后，为了找回“北京人”头盖骨，有关部门搜集到了许多条线索，一一排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却是一无所获。
就在人们绝望之际，从日本传来消息，说：1945年日军战败前，前日本关东军军官中田光男到了长春，登门探望岳父远腾龙次。远腾龙次是研究人类史前化石的专家。那天，远腾很高兴，喝得醉醺醺的，还兴奋地从里屋抱出一个盒子，指着里面盛着的头盖骨，颇为得意地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此，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后，很可能流落到了伪满洲国地区，被日本人藏了起来。后来，随着南进的日军，又流落到了东南亚。在日本预感战败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将它作为珍宝，装上了最安全、也是最后一班返回日本的阿波丸，企图永远占有……
如果打捞阿波丸，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回人间，其意义之大将难以估量。
于是，中央一声令下，海军、上海、福建等地的精兵强将迅速出征，陆续来到福建平潭牛山岛，向“7713”工程指挥部报到。1977年3月，交通部从上海、广州、烟台3个救捞局调集潜水员148名，打捞工程船2艘，辅助船7艘；海军从南海、东海、北海3个舰队抽调潜水员132名，打捞工程舰2艘，辅助船7艘，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合打捞队伍。海军还决定，每年从海军三大舰队中抽调120名潜水员、20名潜水军医、10名工程技术人员，到阿波丸打捞工地进行换防。
远离大陆的平潭岛，顿时热闹了起来。
确定沉船位置很顺利
打捞阿波丸工程领导小组，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任组长，刘道生、彭德清（交通部副部长）、梁灵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任副组长，王健行、杜星、韩钟等为成员，在福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经过认真研究，领导小组决定，由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出任阿波丸沉船打捞现场作业总指挥。
说起张智魁，这可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7年冬天，他离家出走，秘密参加了抗日武装，那一年，他才16岁。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一名热血青年，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我军的基层指挥员。1945年9月10日，身为营长的张智魁，率领八路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了阜新；建国之时，他已经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年轻团长。为此，他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先后5次负伤。
解放后，他转业到上海打捞局，担任经理。为了从山中猛虎变成水下蛟龙，他又开始潜心研究潜水技术。1955年5月，根据中波技术合作协定，张智魁率领7名工程技术人员、潜水员，赴波兰深造。在6个月的进修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海上打捞深水大船和水下作业理论，基本掌握了包括沉船勘测、浮筒打捞沉船、浮吊打捞沉船和爆炸沉船等技术，成为全国第一批潜水骨干。
1963年3月，我国第一艘1.5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在大连红旗造船厂下水。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根据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与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高碕达之助签订的《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4月30日，跃进号满载着1万吨玉米、3000吨矿石和400多吨杂货从青岛起航，途经长江口，驶往日本门司港，并担负着开辟中日海上航线的重任。5月1日下午1时55分，跃进号突然给国内发回了“我轮受击、损伤严重”的密电，有关部门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就沉入万顷碧波，59名船员分乘3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被日本渔船壹歧丸救起。
接到报告，周恩来总理非常震惊，立即派遣4艘护卫舰急驶事发海域，没有找到沉船踪影，只是把壹歧丸上的船员接回国内。获救船员十分肯定地说：跃进号是受到了敌人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攻击而沉没的，而发起攻击的潜艇，极有可能是美国潜艇。当时，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如果跃进号真是被美国潜艇击沉的，那么，中美交战不可避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张智魁率队紧急前往济州岛西南80海里的苏岩礁海域，进行确认。
5月4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海上作业编队在上海组成，海军官兵、地方同志共计1097名。张智魁肩负潜水调查使命，备感责任重大。经过一番精心准备，5月19日，调查编队到达事发海域后，张智魁亲自指挥潜水员，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0人次探摸，终于在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面坚硬的岩礁，岩礁上留下了遭受剧烈碰撞的痕迹，周围散见许多新的碎石块，潜水员马玉林还打捞上来一块粘有红色漆皮的礁石。跃进号偏离航线、触礁沉没的真相水落石出，一场恶战随之化解。张智魁因此扬名四海。
巧合的是，阿波丸也是驶往日本门司港途中沉没的。
现在，作为阿波丸沉船打捞现场作业总指挥，张智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尽快确定它的沉没位置。
1945年4月1日23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拉福林艇长，立即向盟军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出电报：
在浓雾笼罩的牛山岛海面，北纬25度26分01秒，东经120度08分01秒的海上，击沉据认为是敌国驱逐舰的船只。
尼克松提供的卫星勘测资料：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
两个数据，虽然处于同一海域，但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且，这一海域风大浪高，海底沉船较多。为了有针对性地组织探摸，张智魁不急不躁，对搜集到的当地海情加以分析。据渔民反映，在解放前五六年，在牛山岛以东偏北一点的海域捕捞，从未发现有水下障碍物；1945年之后，才频繁出现渔网被挂现象。张智魁用红蓝铅笔在这个海域画了一个小圈圈，决定派人下海探摸。
1977年5月1日，交通部的沪救3号、沪救7号和海军的两艘猎潜艇开到沉船疑位现场。经过声呐扫描，确定水下有两个船型障碍物。张智魁思考了一下，选定其中一个，果断地下达了探摸命令。
上海救捞局潜水员马玉林和海军潜水员崔宪政穿好潜水服，奉命下潜。
一串串气泡从海底升起，在海面上不停地开花。当时，60米深潜的时间极限是30分钟，可是，已经超过了一倍时间，迟迟不见两个潜水员露出水面。
“怎么回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大家担心着海下，议论纷纷。
张智魁两眼盯表，满脸严肃，一声不吭。
下海75分钟之后，两个潜水员才相继返回海面。
崔宪政报告：“当我潜到40米水深时，向上望能见度很好，40米以下越来越差，下到50米，伸手不见五指。挂到船上的渔网，少说也有近百吨（正式打捞时，清理出渔网120多吨）。渔网裹在船上，上下全是，随海流摇晃，就像原子弹爆炸时升起的蘑菇云，阴森恐怖……”
马玉林也有同感。他说：“甲板、舰桥上，到处都长满了海生物，被炸断的船体犬牙交错，就像一个海怪张开的大嘴。骷髅、尸骨随处可见……”马玉林还意外地摸到了一个很粗的桅杆。
第二批下水的潜水员张石铭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一房间里面，发现了一具死尸。结果弄到上面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中将。”经过研究，大家推定，此人正是阿波丸督船官岩桥一男中将。
经过一个月的勘测，打捞队终于弄清了沉船概貌：
沉船在第二个船舱处断裂，成为两截，沉在海底，呈“T”字形，相距35米。
潜水员在清除渔网和淤泥时，又从前后舱里捞出两块锡锭，一块重47公斤，一块重35公斤，上面铸有“大日本——东洋”和英文字母；还捞到一只瓷盘，上面印有阿波丸所属公司——“日本邮船会社”字样，以及两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阿波丸死难者“杉浦隆吉”、“横尾八郎”。一个潜水员将沉船打开了一个口子，许多白色和黄色的橡胶，像压缩的干豆腐皮一样，争先恐后地涌出船舱，漂浮在海面上。这些橡胶，每块200公斤。在当时的国际市场，每公斤橡胶价值1美元。
船沉时间，沉没船只的吨位和装载物资，死难者名牌，这些重要线索汇集起来，无不指向了阿波丸。也就是说，位于北纬24度40分、东经119度45分水下的沉船，就是阿波丸。
张智魁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郑重地向打捞工程领导小组作了汇报。
打捞艰巨程度超出预期
锁定阿波丸，比预想的要容易；而实际打捞，却比预想的困难了好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