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受难者家属善后委员会委员的葛克，出庭作证时指出：“我觉得船公司不守时间，是最大的错误，船上管理不得当，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与船同时下沉，载重逾量，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这次许多人死于非命，中联公司当不能推卸责任。”
但是，中联公司对于幸存者的指责，并不认账，其董事兼副总经理马斯才在法庭上宣称：“太平轮当天载重2093吨（超载仅43吨），其中货物载重1409吨，货物中含‘重量货’，即钢条不到200吨，船行驶时吃水前14.02呎（1呎等于30.48厘米），后16.10呎，各尚有1呎富裕。”
近年来，也有一些人对“超载、抄近道、不挂信号灯”导致撞船、沉没的鉴定，提出了质疑。
在凤凰卫视制作的专题片《太平轮沉船内幕：船体被炸是为了争夺黄金》中，王兆兰表示，她听到了一声爆炸，而后，船身沉没。她事后还听人传言：“（太平轮）载了很多的黃金，所以嘛，这个船上有共产党，要把黃金沉到海里，然后他们好去拿。”
吴能达是台湾樟脑大亨吴禄生之子。父亲罹难后，吴能达在台湾也听到了类似的传说：“因为里面有一些政要的人物在那，很多机要的国民党的资料在那，还有很多金条在那里，说是故意把它炸掉的！”
显然，这些流言是国民党出于政治考虑，故意散布的。可后来，从揭秘的史料中，一些旁证证明，当时，乘坐太平轮的，的确有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比如，中共地下党员柳龙光，就是罹难者之一。
柳龙光的妻子是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原名孙嘉瑞，笔名梅娘，祖籍山东招远，1920年12月22日，她在海参崴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17岁，她就出版了中学时期的习作集《小姐集》，后来到日本求学，出版了《第二代》等作品。留学期间，她结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并不顾家庭的反对，与柳龙光结为伴侣。1942年回国，致力于文学创作，与张爱玲齐名，有“南玲北梅”之誉。对于她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评论道：“（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对柳龙光下达指令，要他利用自己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赴台湾动员伪“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廷率部起义。可惜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柳龙光随太平轮沉没时，年仅33岁……
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名叫张汉，更加富于传奇色彩。
据媒体报道，1922年3月30日，张汉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一个富商兼矿主家庭。他的祖父张静波，是一位爱国商人；他的父亲张维方，做过多年律师和法官，曾担任哈尔滨高院院长；他的姑父，董英斌中将，曾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军官教育团教育长，国民革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董英斌全力相助，是张、杨通电联署人之一。
1940年，张汉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留学期间，他参加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后来更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这是一个学生反日进步组织，其中有许多中共海外党员。1942年冬，张汉学成回国。
1943年6月，张汉受地下党派遣，化名张大开，到了山海关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处，以翻译身份作为掩护，为地下党搜集了大量的日伪情报。抗战胜利后，他随董英斌回到东北。1946年8月，经董英斌推荐，张汉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下属长春警备司令部主管财务工作的中校大员，出生入死，多次将沈阳城防机密及部队调动、物资供应情况，及时提供给党的情报组织。1948年8月，被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逮捕，经董英斌斡旋，张汉很快就被释放了。
台湾《中时杂志》于2012年3月披露：“长天传播团队发现，张汉是在一九四八年底身份暴露，在东北被发现是地下党员，要被抓去枪毙，释放后，张汉去到北平（现在北京），与当时北平剿匪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见了面），取得船票，便搭上了这艘未抵达终点的太平轮。”张汉登上太平轮的船票是二等舱47号。
几天后，已在台湾、有孕在身的李淑贤，收到了丈夫张汉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他登船之前从上海寄出去的，据他的遗腹女张和平介绍，张汉在信中写道：“淑贤，无论生男生女，都叫和平，你都要好好地把他养大成人。我个人的事，你们就不要关心了……”
经过张和平的多年奔走，张汉的身份终于得以确认。2011年9月16日，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多名知名史学专家聚集一堂，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张大庸正式宣布：“本专案组从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前后9个月时间里，对张汉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张汉是我党领导下的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是我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有人据此推测，张汉与太平轮沉没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而我认为，这一推论难以站得住脚。试想，如果真是张汉所为，那么，事前，他必然有充分的求生准备。他的年龄只有27岁，年富力强，太平轮相撞、爆炸后，他怎么一声不响地就牺牲了呢要知道，他继续活下来，或者再次打入国民党内部，能为党组织做多少工作啊！
太平轮的谜团还有不少。正如《上海档案》杂志主编姜龙飞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建元轮和太平轮没有泰坦尼克号的幸运，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搞清它俩互撞的准确部位在哪里，弄不明白它俩究竟哪些地方受损被毁，导致两艘轮船先后沉没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同样的情况在太平轮失事一个半月前爆炸沉没的江亚轮上已经发生过，三千多条无辜的生命沉冤海底，同样换不回一个准确的教训——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出了事，至多追究到责任的层面，然后抒发一点悲怆、缅怀之情，仅此而已。至于原因，特别是精细到具体点位的追溯，以及防患于未然的改进杜绝，则难见深入。更不见英国佬似的穷追猛打，一百年不松劲。”
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将50米水下的太平轮打捞上来，有些谜团才能水落石出，找到答案。
从舟山群岛至福建一带，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航道。明末清初，郑成功曾率大军在舟山群岛与清军对峙，据史料记载，晚明诸将曾相约袭取南京，郑成功率领“戈船八千，扬帆北上，至浙江，克乐清等县，次于羊山，为飓风所破，飘没八千余人，幼子睿、裕、温皆死”。一场飓风，把郑氏舰队约三分之一的舰船打沉在嵊泗至洋山海域。
白节山灯塔位于舟山市嵊泗县境内的白节山上，始建于1883年，1946年重建。该灯塔高14.3米，灯高75米，塔内有钢板旋梯，钢质灯笼直径达2.7米，灯器射程达22海里。迄今为止，这座灯塔主要服务于上海、马迹山港通往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各国的主要航道之一的白节峡水道。白节峡水道水深流急，水道里各个时代的沉船比较多。
舟山市文管办副主任邓进平说：“该处海域来往船只多，水流湍急且水下能见度低，只有20厘米，不宜水下作业，因此最后取消了水下探摸安排。”该市文化局局长邱平海透露，文化局正在计划将舟山海域申报“沉船遗址保护区域”，来更好地保护这一海域的水下文物。舟山市文化局曾多次组织考古专家对太平轮沉船的考察，基本确定其沉船位置，但目前还没有水下打捞计划。
迟来的祭奠
兵败如山倒。
国民党军队战败后，国民政府落荒而逃，迁往台湾孤岛，很多人追随而去，据统计，仅1949年，小小台岛就骤然涌入残兵败将60万人，家眷难民70万人；而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登陆的总人数达200万人，与岛上600万原住民的比例达到了1∶3。绝大多数是乘船上岛的。
1951年，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在基隆港东16码头竖了起来，上面的碑名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每年的1月27日，都有幸存者、罹难者遗属等来到纪念碑下凭吊，抒发内心挥之不去的哀思。人们很希望到舟山群岛，到白节山海域，组织海祭活动。但在两岸隔绝的情况下，这一愿望无法实现。
正如文史学者谭端感叹的：“随着太平轮的沉没，同样沉没的还有集体记忆。两岸分治，对新中国来说，这批人是投向敌人怀抱的剥削阶级；对台湾几百万幸存的逃难者来说，太平轮只是他们不愿再回首的悲惨经历之一。这个民族总是不愿面对真相，总是闷头勇往直前没有时间回首，不肯停下来舔一舔伤口，想想下一步，该如何才不会在到达目的地的同时也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有太多灵魂需要安慰，所以伤痕书写对我们极为重要。”
直到2010年5月25日，通过张典婉与太平轮纪念协会同人们的呼吁、奔走，终于成行。当天，天蓝海碧，水波不兴，嵊运1318号渔船载着两岸30多名幸存者、罹难者遗属，停泊在东经122度、北纬30度附近的太平轮沉没海区，举行了以“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为主旨的太平轮海祭活动。
幸存者代表叶伦明、王兆兰老人，是旧地重游。
叶伦明年届90，须发皆白，他一直认为，是“穿白衣服的女子，像观音菩萨一样在召唤我”，所以才侥幸获救。面对生还之地，他百感交集，喃喃自语：“我要乘太平轮，太平轮，结果呢太平，我们都叫它太平，结果这样子不太平。”
王兆兰已经77岁了。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生离死别——61年前的那个黑夜，船正在下沉。甲板上，她和3个妹妹弟弟紧紧依偎着妈妈。黑暗中，看不见妈妈的面容。只记得妈妈把大妹的手交给她，说了句“牵好妹妹”，自己则一手抱起弟弟，一手抱住最小的妹妹。慌乱之中，不容她再看妈妈一眼，一家人就坠入海中，一个浪头打来，等王兆兰从水里挣扎着冒出脑袋，大妹妹不见了，妈妈和小弟弟、小妹妹也不见了。王兆兰跪向沧海，大声哭喊道：“妈妈，我没有保护好弟弟和妹妹，我没有拉住他们的手，妈妈你原谅我吧！”
黄似兰、张昭雄、李梦华、吴瑞樱等5家遇难者家属依次宣读祭文，然后，将随身带来的白菊花、马蹄莲和千纸鹤撒进海面，寄托自己的哀思。黄似兰说：“这次来，是为还一个心愿。看到生还者我也在想，这个人是我妈妈多好啊！”张昭雄表示：“这是我们两岸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希望通过这段记忆，让人们永远知道和平的珍贵。远离苦难与战争。”
据报载，吴宇森的《生死恋》也将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走的是情感路线。
说实话，对于《生死恋》，我的心里捏着一把汗。
吴宇森虽然也属于著名导演，但把他与詹姆斯·卡梅隆摆在一起，视力再弱的人也会看得出来，不是一个重量级。《泰坦尼克号》电影在先，而且，已经获得了艺术和票房的“双丰收”，《生死恋》顺着它的路子走，要想超越前者，很难；要想打个平手，也不容易。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理由对《生死恋》抱有期待，期待它早日问世，并后来居上，为华人电影创造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