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对英雄事迹的讲述，还包含了对治水理论的观照。治水英雄们不仅在治水的实践上卓有成绩，在治水的理论上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大禹的“疏川导滞”，王璟的“分泄、疏斫、减淤、筑堤并用”，刘彝的“福寿沟”、“石狮爪”，贾鲁的“疏浚、塞并行”，潘季驯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等等，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治水理论。李林樱的《天下奇功都江堰》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过程。都江堰的鱼嘴分水堤是李冰的创举，“凹岸取水，凸岸排沙”，把岷江分成了内江和外江，使成都平原水网密集，既有通航之变，又有灌溉之利，同时还达到了排沙的目的。李冰巧妙的治水技术克服了蜀地的水患，打造出了福荫百代的“天府之国”。李冰不但发明了鱼嘴分水堤，还从治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中国治水史诗》对这些理论的详细记述是对古人智慧的一种尊重，对文明传承的自觉承担，而且，相信其中的不少理论对于今天的水利工程也是具有不可小觑的参考价值的。
一般的“史诗”往往会将历史的进步归结到一个个神化了的个体身上，正如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所言，“民间对于特殊的人物，在口口相传中，根据自己的心理与意愿，会进行夸张与创造，等到传得远了，早已经大大变样了。人变成神大概与这样的心理与集体的创造分不开”。《中国治水史诗》中的文章并没有落此窠臼，而是将视角更多地投向治水的集体。书中出现了许多在治水过程中发明、改良的专用工具，如用于地形测量的刻度标杆、视距尺，用于装石护岸的竹笼，用于疏浚河道的铁龙爪扬泥车，用于测定水位的“水则”等等，都显示了中国人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抗大灾大难时集体智慧的累积，就像珍珠贝面对沙粒的侵入，分泌出的层层珍珠质，最后结晶出光彩夺目的珍宝。《中国治水史诗》一书不但高度褒扬了那些名垂青史的治水英雄，如上古先王夏禹、都江堰二王庙供奉至今的李冰父子、写作不朽著作《水经注》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元代开通大都运河的科学家郭守敬、明代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潘季驯等等；也精心打磨了有可能为历史巨浪所磨蚀的治水群像，对屯垦开荒的建设兵团、抗洪救灾的武警官兵、兴修水利的工程队伍等治水团队都予以了细致的刻画。
好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头对准了1998年。这一年，洪涝灾害在多个流域一齐爆发，“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出现的险情之多，以及投入防守抢险的军民之众”，在人类数千年的治水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谢克强的《这也是一场战争——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纪实》、郭海燕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大搏浪略笔》、陈世旭的《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等作品都围绕那一年的长江洪水，对抗洪抢险中涌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叙写。
在阅读过程中，我不仅仅被作家们生动的描写与细致的刻画所打动，谢克强满怀敬意地将牌洲湾大堤溃口中献身的19名士兵的生平简介记录下来的段落更是让我印象深刻：
“高建成，湖南湘阴人，1965年10月生，1984年9月入伍，1988年5月入党，时为空军高炮5团225营一连上尉指导员；
田华，湖南攸县人，1974年1月生，1992年12月入伍，1998年3月入党，时为空军高炮5团225营一连上尉见习排长；
朱盛堂……”
这些名字、籍贯、年份，以一种静默的力量，一个一个烙在书上，也烙在读者的心上。
谢克强用他的笔墨铭刻下了战斗在第一线的部队官兵。郭海燕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大搏浪略笔》则是主要刻画了凭借科学技术与灾害作战的科研工作者们。在洪水面前，中国的水利专家们凭着科学家的良心和强者的姿态，承担着可能背负千古骂名的风险，坚持不分洪的主张，最终让大坝安然无恙地渡过危险。正如作者所说：“这是现代科技和水电工程面对大自然洪灾的范例之战！是人类对于世界第三大河流的一次成功科学对话与历史性和解！”
陈世旭在《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中，循着时间线索翔实地记录下持续加剧的险情，不断上升的水位、不断出现的决口、堤坝上的灾民棚、淹没在水面下的城镇，一次人与自然的鏖战就此展开，而承担抗洪抢险任务的战士们经过六个昼夜的无休无眠、六个昼夜的殊死搏击，终于创造了极短时间内长江大堤决而复堵的奇迹！
“京广线保住了！
大京九保住了！
长江干堤保住了！”
每一个惊叹号，都是人类在捍卫自己的家园时，一声富有力度的呐喊。
除了抗击洪水，《中国治水史诗》还涵盖了大量对抗旱灾的英雄事迹。谭谈与纪红建合写的《湘中大血脉——韶山灌区纪事》，沿着三十多年前曾经采访过的足迹，走进了作为湖南省最大引水灌溉工程的韶山灌区，重新书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南人民排除万难兴修水渠的那一段激动人心的治水历程。陈世旭在《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中叙述了面对鄱阳湖的缺水之痛，人们力图以科学方法实现治标又治本的求索历程，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与实践，最终形成了“调枯不调洪”、“江湖两利”的科学方案。
杨克在《河源水传奇》中写道：“传奇是一个模糊的名词，没有人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他们贡献了多少。”除了正面应对水患、兴修水利的人们，那些为水利工程的建设作出牺牲、奉献出自己看似绵薄却又必不可少的一份力量的普通百姓也在这部治水史诗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何建明在《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中，就专门写到了因为三峡工程而被迫移民的百姓。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与此同时，那些城镇乡村、工矿企业、学校医院则不得不被滔滔江水所淹没。为了三峡工程能够造福更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有多少库区百姓作出了牺牲？杨克在《河源水传奇》中也写到了新丰江水库建设之时，移民作出的巨大牺牲，1959年，历时9个月的清库运动结束，共拆除房屋1845万间，猪牛栏、厕所422万间；清除坟墓1395万座；清山2081万亩，砍树1071万立方米……10万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河源的水传奇，拨开那些光鲜华丽的颂词，也有灰暗心酸的一面，城与水的纠结与折磨在这一刻展现得触目惊心。”
四、诗性：描绘治水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相信每一位阅读《中国治水史诗》的读者，都不仅会被书中展现的英雄气概所震撼，也会为治水的自然与人文之美所打动，为人与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所打动，而这一切，都因为有那么多的文章饱含诗意的笔调，而使历史人文与自然山水之美跃然纸上。
书中许多文章，都以其生花妙笔，描绘了祖国各个水域旖旎的自然风光，让久居都市的读者享受了心灵的涤荡。我于日渐转暖的春日午后坐在万柳庄的家中，将《中国治水史诗》置于案前，细细品读，领略从宛如色彩缤纷的巨幅地毯一般的黄河三角洲，到高峻苍凉而神圣清洁的三江源，从雪域腹地的“蓝色哈达”拉萨河到热带雨林中汇涓成流的万泉河的自然胜景，联想到北大校园中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未名湖，不由得生出到湖边散散步的念头。
自然景观之外，书中所描写的人文景观也给读者带来震撼，自然之水与人文之水浑然交融，在我心头不禁荡漾开来。彭建明的《遍地明珠》，将分布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小水电站比作散落在山间的颗颗明珠，可谓绝妙，读着他的文字，眼前仿佛就出现了夜晚天上的点点星光与山坳的颗颗明珠交相呼应的画面。荆歌的《天堂之水》，将苏州的“水文化”娓娓道来，在碧水环绕的苏州城中家喻户晓的“水八仙”之“鸡头米”，状如江南女子水汪汪的眼睛，飘出专属于一个时令一个地域的独特气味，令人心向往之。张炜与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写到了一群“赶黄河”的人，他们是顺着黄河留下的肥沃淤地进行开垦的人。最初的赶黄河的人，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一顿午饭、一葫芦凉水到“大洼”开荒种地，到太阳落山了才回家。后来，黄河一再东进，赶黄河的人们也跟着黄河跑，一个“赶”字道出了黄河人的闯劲，实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陈世旭的《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对民风的介绍写得尤其美：“湖上汊汊有人家。到夜晚，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里，纷纷亮起灯火，跟漫天的星斗互相照应，让你明明白白地入了梦境，分不清是星斗落进了湖里，还是灯火点在了天上。湖上诸岛，家家开门临水，村民淳朴，古风犹存……”同时，鄱阳湖作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拥有“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丽自然风光，让人读来着实神往，希望能和作者一道“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张开双臂，投入鄱阳湖的怀抱，去享受最纯净的美”。
水之美，让与水唇齿相依的人对其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感情。面对不再清澈的母亲河，赵丽宏曾经发出“把我填没吧，把我填没/……哪怕为我装上盖子/让我成为一条地下之河”这般痛心疾首的慨叹。而当母亲河恢复清澈时，他又唱出了“是一个梦想，一个童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的赞歌。由这些发自肺腑的抒情，可见他对母亲河的感情之深。陈应松在《天堑与通途——武汉长江大桥》中，提到仅汉阳一个辖区就有15人名叫“汉桥”、25人名叫“建桥”。与桥相关的名字是武汉市的一个标志，表明这些人肯定出生在1955年到1957年兴建长江大桥的那段日子，关于桥的记忆就这么铭刻在了人们身上。
孩童与江水的结合，让叶兆言的《水上的文章》在众多文章显得独树一帜。他以散文诗般的笔调描写了江苏的桥与水。写了秦淮河，写了大运河，写了范公堤烟雨，写了苏州城。孩童时期的叶兆言，曾经为了证实“不过桥就到不了夫子庙”的论断而逃学，花了一天时间踩遍了所有的路；也会因为光着屁股到河里游泳而不好意思；还曾经随着潮涨潮落朦胧地见识了大人们的爱情。现代文学的大家，喜欢从孩子的纯真视角来观察世界，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视角，为水乡赋予了独特的趣味。
张笑天的文章虽然短小，却从哲学命题——“上善若水”出发，置身鱼嘴、飞沙堰、安澜索桥等水文名胜之上，豪迈地评点文人诗词、史家论述，探讨环境与人的关系，也不失为一种思想之美。
毋庸讳言，中国的治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林樱的《堰塞湖泄洪纪事》将关注焦点投射到距今并不久远的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上，地震所造成的山体滑坡阻断河流后形成的堰塞湖，随时可能溃堤酿成洪灾，成为高悬在灾区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堰塞湖之战的关键一战——唐家山堰塞湖抢救，经历了重重危机与波折，终于成功。但是，防灾抢险依然任重道远。2009年以来，在地震灾区仍时有地质灾害、桥梁断裂、道路被阻、山洪暴发等发生。
易渡的《洞庭湖，蓝色的问号》叙写了洞庭湖遭遇的洪灾和旱灾，并面对洞庭湖令人担忧的现状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河流变成了负累，当渔镇变成了死港，当水乡变成了陵陆，与水相伴的生存究竟会怎样改变？”“不管是洪汛还是枯竭，与水相伴的生存，都已成为我们的恐惧，我们将去往哪里？又有哪里，能承载我们日益衰败的灵魂？”这一个个问题，一个个沉重的问号，让我们在自豪地回望治水历程时，又多了许多深思。李林樱在《堰塞湖泄洪纪事》的末尾说，我们都应当记住《叠溪地震六十周年祭》一文中所写的那段话：“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天灾莫测，人事宜工。愿吾辈护生态，开富源……”这也正是《中国治水史诗》对读者提出的紧迫问题、为读者留下的未竟使命吧。
当然，这部书约请这么多大牌作家写作治水，每个作家显然都使出浑身解数，拿出他们的才情智慧作文，才会有如此多的妙文奇文令人目不暇接。当然，文字方面能做得如此出色，显然在审稿和编辑打磨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前有《水经注》题诗在前，当代中国的作家文豪当然不敢怠慢。文人治史，历来都因其文采而得欣赏，却也因肆意不羁而受诟病。这个潜在的缺点为本书的编者与作者所察觉，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贤章老在后记中有补记云：“评定一项工程的成败得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不是一个经济效益就可以评定的，还要看它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对一个地区经济结构乃至民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这往往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定论。本书执笔作家，可以说没有一位水利专家，纰漏甚至错误势必在所难免。”这种自省的态度颇具大家风范。也因为如此虔敬与虚心，如此大的文字工程，却还是做得相当到位。其中编辑和统稿人员付出的艰辛劳苦，笔者亦有耳闻，那些故事这里无法一一道来，但二大卷著作无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雄心、匠心与诚心的交融，让这厚厚两卷书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总而言之，这部治水史诗，从历史上的治水神话写到今天英勇献身的英雄，中华民族特有的顽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品格，流宕在一部浩瀚的治水的史诗中。这些文字写得回肠荡气而气惯长虹，这不只是为历史做证，为英雄立碑，也是为后人立榜样。读来让人感奋，催人奋发，可以说是建设中国当代生态文明的发愤之作，也是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精彩的教科书。
2011年4月6日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