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中国治水史诗》
黄伟林
杨钦欢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是一个以治水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在多年的治水事业中，他形成了许多关于水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杨钦欢先生比一般的企业家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战略的眼光，他认识到，“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所谓水电局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希望，“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他深知，他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他传达这种想法的声音还不够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于是，他期望“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上述引文见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中国治水史诗》的序和后记，《中国治水史诗》，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策划了《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大书。
程贤章先生是一位记者、作家，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10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大量散文和报告文学，被誉为广东文学界的一棵常青树，广东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广东文学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他被杨钦欢先生的眼光和胸怀感动，以79岁的高龄，毅然接下了主编《中国治水史诗》的任务。那一年，是2009年，5月12日，程贤章先生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从四川返回广东的途中，程贤章先生又专门到广西叩拜了秦始皇修建的灵渠。7月，在新疆“7·5”事件发生不久，程贤章先生又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新疆考察了坎儿井、天池。之后，程贤章先生先后到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吉林、黑龙江、辽宁，实地考察了古运河济宁段、东营黄河出海口、钱塘江、京杭大运河、黄浦江、鸭绿江、松花江等著名江河，约见各地著名作家，讨论治水史诗的写作方案，形成了《中国治水史诗》的总体构架，组建了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组成的撰稿阵容，其中包括4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0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或全委会委员、30多位各省作协主席、文学院院长，以及一批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和重要媒体的主编。
2010年5月，《中国治水史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249万字，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七卷，从古代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灵渠到公元21世纪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从新疆的坎儿井、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到台湾的曹公治水，从东北黑龙江到海南岛南渡江，《中国治水史诗》无不囊括其间，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地方水域的治水历史和水资源现状。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大书，程树榛、李存葆、蒋子龙、谭谈、张笑天、叶延滨、陈世旭、赵丽宏、张炜、何建明、刘兆林、叶兆言、徐坤、关仁山、何申、董立勃、阿成、邓刚、陈应松、冯艺、熊育群、杨克等一批在中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为这部大书奉献了他们的锦绣华章。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他那部影响甚大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将中国理解为治水社会。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是分不开的。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是遍及全国人口中心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在他看来，“治水社会”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地区”，“治水社会”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中国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虽然魏特夫这部著作曾经引起中国学术界较大规模的批评，但他的观点并不孤立。因为《万历十五年》而在中国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就表达过与魏特夫相似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
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22—23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不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治水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汉语词汇中，江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大禹治水的典故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大禹是一个治水的英雄，而且，大禹正是因为治水有功，从而结束了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老子的“上善若水”将最高境界的善的品性赋予了水。中国最有为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更是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奉为治国的座右铭。甚至“治”这个字，本义就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因此偏旁从水，后来引申为治理之义，才有政治、治国、治本、治病的含义。显而易见，在中国，从词源学上看，治国是与治水意义攸关的。
由此可见，治水对于中国意义多么重大，而承载了如此重大意义的《中国治水史诗》，它的价值自然非同寻常。
《中国治水史诗》的总策划杨钦欢和主编程贤章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后，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显然，杨钦欢和程贤章在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模范的，这就是《水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于公元6世纪，距今正好15个世纪。1500年过去，《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以《水经注》为模范的大书，哪些方面对《水经注》有所继承和突破。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继承，是它坚持了实地考察中国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的原则。郦道元做《水经注》，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踏遍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前文已述，程贤章先生为了构思《中国治水史诗》全书大纲，以80岁的高龄，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河流状况，获得了对中国水资源的总体认识。同样，《中国治水史诗》的众多作者，无不对自己的撰写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熊育群为了写雅鲁藏布江，几乎把雅鲁藏布江从头走到尾，这可能是整个《中国治水史诗》最艰难的一段行程，人迹罕至，许多地方只能步行，沿途不仅要爬山，还得涉水，除了高原反应之外，一路上还要经历泥石流、地震的威胁，由于这片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生态凶险，连专业人员都很少进入，以至于熊育群一路上经历的许多地方都是无名区，他甚至发现了许多地图上找不到踪影的大湖泊，穿越了不久前才正式宣布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甚至是在他离开墨脱后的第四天，中国国务院才正式给这条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地考察作为基础，《中国治水史诗》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雅鲁藏布江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为我们揭开了这条神秘的大江的神秘的面纱。董生龙为了写黄河，“曾考察黄河多次，几乎走遍了整个黄河流域。其上游源头到过黄河源头第一县的玛多，在黄河沿的草原上徜徉，在吐蕃王松赞干布迎接大唐文成公主并联姻之处的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湖的广阔雪域行走；到过黄河中游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及山陕交界的龙门、壶口、禹门口南下潼关；从河南省郑州北邻的北邙山，最后直走山东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曾参观采访过建立在青海省境内黄河大峡谷中的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等大型水电站，游览过刘家峡（甘肃）、青铜峡（宁夏）、三门峡（河南）等水库风景区”。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作者掌握了大量有关黄河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将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明白。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二个继承，是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视角，建构了水文地理的历史、人文视角。现代以来，我国曾出现过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的《再续行水金鉴》，然而，这些著作基本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框架，缺少了能够与更多读者沟通的人文内容。相比之下，《水经注》内容丰富，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被认为是一部中国6世纪的地理百科全书。侯仁之先生称之为“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在这一点上，《中国治水史诗》紧随其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揭示中国水文地理状况，阐发治水历史与治水现实的意义。何建明的《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从1919年三峡水闸构想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既写到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也写到了美国水利专家的《萨凡奇计划》。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三峡战略倾注了心血，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张光斗、林一山等更是对三峡地质水利用尽了心思。读完作者长达6万字的华章，人们可以对这一世纪工程的来龙去脉和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问题有一个综合的了解。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三个继承，是它采用了文学的表述方式。《水经注》研究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即“郦学”。1500年来，郦学形成三大学派，分别是考据学派、词章学派和地理学派。其中，词章学派就是因为《水经注》文字优美，张岱曾经评论：“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可见《水经注》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中国治水史诗》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撰稿，文学性自然是这部大书的一个重要诉求。看叶兆言《水上的文章》写秦淮河：
不妨想象一下，河水不流，又会怎么样。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流水不腐，秦淮河要是不流动，早就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有了秦淮河，我们才可能在它的淤泥里，重温历史，抚摸过去。这些年来，人们都在抱怨秦淮河水太臭，污染是原因，水流得不畅更是原因。流水是江南繁华的根本，流水落花春去也，看似无情，却是有情。是流水成全了锦绣春色，江南众多的河道，犹如人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有了流水，江南也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活力。
再看叶兆言笔下的南京：
南京又被称为吴头楚尾，或许长江天堑的缘故，江南的最初碰撞，应该是东和西之间的较量，而南京的秦淮河，恰巧就是这么一个衔接点。追溯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时代，卧薪尝胆的越国胜利了，接管吴国的地盘，为了与更强大的楚国对抗，把秦淮河畔的冶城扩建成越城。冶城和越城就是南京城的雏形。很快，强大的楚国灭了越，越城改名为金陵邑。关于金陵二字有很多说法，最流行的是楚王觉得此地有“王者”之气，必须要改造它，于是在周围埋了一些金，以图镇住王气。到了秦始皇南巡，风水先生认定金陵的王气仍然存在，为保子孙永世为帝，秦始皇下令凿断了此地的龙脉，并改金陵为秣陵。这一改，再次体现出汉字的趣味，金木水火土，金乃五行之首，太贵，秣是牲口的饲料，差不多就是最贱的了。
成也王气，败也王气。金陵帝王州，秦淮佳丽地，南京的繁华不是胜利带来的，恰恰相反，它的欣欣向荣是因为失败。失败的江南有着太多的不堪记忆，只要想想“南下”和“北伐”这两个不同的词组，就知道南人和北人内心深处的强弱。南方要想打回北方去，风萧萧兮易水寒，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要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要悬梁刺股；而北方要想打来南方，却如严冬的寒流一样，想杀过来，立刻势不可挡，转眼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当年的项羽何等英雄，率了八千子弟渡江，所向披靡，到最后四面楚歌，仓皇别姬。历史证明，谁能在中原称雄，谁就可以控制中华。逐鹿中原的潜台词，是角逐对大一统中国的最终控制权。说到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说真存在着什么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那么处在中心位置的，从来就是黄河流域。谁占有了中原，谁就可以君临天下，雄视江南。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事实上，在南方和北方的对峙中，南方根本就不是对手，一直处在失败的境地，企图卷土重来，多数是书生之见，不过是纸上谈兵，说着玩玩而已。
品读这样的文字，的确能深深感受到词章之美。作者以浓郁的人文情调点染江苏的水文地理，哲思的内蕴、历史的神秘、情致的深婉、词章的流利，铺陈的恰恰是一篇“水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