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的名气吓人，是因为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只有李白可比，因此有李杜之称。杜甫《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渼陂行》中的“沉竿续缦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以及《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无不因为苍劲宏阔笔法精湛而流芳百世。刘长卿的五言诗在唐代影响很大，有五言长城的美誉，其《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月夜归人”真是字字精妙句句叫绝。还有常建的一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声”是深得般若智慧了。崔颢《黄鹤楼》中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给湖北武汉带来的文化价值无法估量。大诗人李白的经典诗作和著名诗句，更是让人应接不暇。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独坐敬亭山》、《望庐山瀑布水》等等大作，古往今来都是汉语言文学的精品，更是旅游目的地的滚滚财源。写到此，忽然想，为何古今权贵到底还是想用文字留下不朽之名？为何这些文人骚客一方面致力于仕途一方面又寄情山水？世间山水何以终究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道出其中美妙？答案似乎不复杂，无出世之心，不明白缘起性空，山水不是随便可以寄情的。
唐代王维是一个大书画家，字摩诘，被宋代苏轼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大家。王维的诗作实在叫人品读吟咏再三，才知韵味无止无尽。譬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山居秋瞑》中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远景入深秋，复照青苔上”以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调，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等等，无不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交给自然了。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七绝中的经典之句。孟浩然也是湖北襄阳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开山鼻祖，因此对唐代以至后代山水田园诗影响深远。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与诸子登岘山》中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宿建德江》中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中的“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等等绝句，刻意明显，给后人无限启示。唐代扬州人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身为兵曹的张若虚，一篇《春江花月夜》已然永垂不巧，“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如此寒心，如此动人，真正醒悟到了诸法皆空却又无可奈何。初唐时代，已有此前空性空灵文风铺垫，那才是寄情山水和田园一切诗歌的真谛与源头。
继续往前翻古人。南朝梁代庾信《晚秋》中的“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和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都是极为空灵的文字。南朝齐代江淹、范云、谢脁、陶弘景等人的山水诗作，也多有“寒江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江淹）的幽深绮丽和空性灵秀。这个江淹，就是早年文章天下知、暮年江郎才尽之人。南朝宋代有一个“元嘉三大家”，就是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三人。其中谢灵运是一个视山水为性命的人，做官不得志，四处游览题诗，这给后人影响最大，“到此一游”就是源自谢老前辈。他的《登池上楼》、《登石门最高顶》都是杰作。再往前看，东晋时代田园诗歌鼻祖陶渊明便清晰着模样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归园田居》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醒悟还是嗟叹？他《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实景还是假相？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个田园神话，刺中了俗世万千灵魂烦恼无尽的终究与根本。最后一页留给汉魏时代曹操，他的《观沧海》是具有极大启迪意义的，后世很少有做到领袖位置的人不学习他那种气吞山河气势的，也是山水诗，但早已脱离山水自然的本色，“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悲壮乎？慷慨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导者，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争议的一个大人物。而这样值得争议的大人物，诗歌写得代代传颂，是一座具有效仿意义的里程碑。这个，不用多说。再往前翻就是屈原，屈原之前是诗经。翻到诗经就打住，因为比兴手法多以山水事物为发端。下面，进入总结。
以上大量引用，只是简要说到名诗名句，偶有点评文字，未予总体涵盖。把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栏杆拍遍”，发现无非以下五点：其一，既然学而优则仕，早年打下的文化基础若用不到谋取功名利益，就用在寄情山水上，这个部分的古人确实最多，凡不得志和得志后不得意的文字里面，往往充斥着许多不好的信息；其二，中国山水田园亦即伟大的自然界本身就具有洗脑洗心的功能，尤其江南美景，实在令人流连忘返，因此古代山水诗人中，以江南为多、写江南最多，于江南山水中体味自然之美和物色之美，空灵中带有诸多色欲，实乃人之常情；其三，毕竟释道是历朝历代借以管制民众的宗教，名山古刹几乎盘踞了中国所有的名山大川，色空一体的山水怎么会不刺痛中国文人的心灵？于是看谁把皈依看得更清楚，看谁真正具有慧根悟性，看谁把空灵轻盈推敲得最好；其四，得志者很少不猖狂，得意者很少不忘形，于是寄情山水重在借景抒情，抒的是万丈豪情，人人都有谁主沉浮的气概，而且还要到此一游以便后人永远念叨他的名字；其五，在得知得意还要流芳千古者流之外，真有一批寒门之人，能学会学、天性聪颖却屡试不中者，把山水田园当做依恋对象，寄情山水的诗句堪称绝伦，似乎他们才是真正的文人，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名气永远抵不上被后人镌刻在墙上的李杜等辈，原因是就算才气巨大，也须情怀浪漫、浪迹天涯、胸怀苍生、慈悲为怀。这有点儿像一个天大玩笑，我的玩笑就开到这里，以上一己之见不妨贻笑大方。人类自古游山玩水不止是修养身心，旅行者多有忍俊不住把心得写成文字的，写着写着，这世间于是可能又多一个寄情山水的文人。因此，谁都可以写诗，尤其山水诗。
中国文学的五座巨峰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学，是指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文学作家与作品，具体分期一般为上古至秦统一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文学，共十个大的部分。这期间中国文学耸立出五座巨峰，依次是：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他们分别在辞赋、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上都有杰出创新和巨大成就，犹如五座无人比肩的巨峰，高高屹立，光照千秋。笔者对以上五位先贤在文学样式的创新与成就恒有敬仰，但更看重他们经历人生各种磨难时仍然执着于文学，所以不在文学成就方面多言。比如，仅仅屈原笔下一个“兮”字就有大文章可做，而且不一定会有文学前辈们做得好。以下是我对中国文学五座巨峰某一个侧面的追述或转述，纯属一己之见。
屈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屈原之前，并不是没有诗歌作品，也不是没有文人骚客。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纷呈，即便后世也没人能够具体指出屈原的思想究属哪个流派。伟大诗人独有伟大思想。屈原的姓因他家居屈地而得，其实他与楚王同姓。出生高贵的屈原自小有机会学习到很丰富的文化知识，这是他能够成长为大诗人的根本。他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在于他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抱负，这抱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但也成全了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屈原生于秭归，三峡的民风民俗和自然风光全都潜入到他的写作灵感。既然秦国把楚国当作主要进攻对象，那么楚怀王时代的腐败政治怎不让屈原心急如焚。亡秦必楚虽然是后来的事，但屈原哪有一夜是安稳入眠？于是，神话与巫风、音乐与舞蹈……在那个文化高涨的时代，屈原在南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北方文化的长处，创造出令后人永远敬仰和敬畏的“楚辞”，时与先秦散文一并绚丽夺目永放光芒。忧愁忧思的屈原行吟一辈子，忧哀一辈子，绝望一辈子。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是愁肠百结的一生。他不知道二十多岁被楚怀王器重出任左徒并非好事，更不知道担负楚国兴亡的大责会招来多少贵族大臣的嫉恨，谗言是人世间低能者最常用的伎俩。怀王听信谗言取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让他去教育王族三姓亦即昭、屈、景的子弟，但是“三闾大夫”屈原仍旧不放弃复兴楚国的宏愿，写《橘颂》期望于这些王族后裔。但楚国贵族大臣因得益于向秦投降，以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以至后来顷襄王俯首听命秦国还做了秦国的女婿。屈原一再被楚王流放，就像全世界那些最杰出的作家都要有这些人生多难的境遇一样，艰苦的流放生涯给作家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能有几人体会得到。公元前223年，郢都危急时，屈原历经曲折回到祖国，以为顷襄王能够采纳他的救国之策，殊不知顷襄王不仅不听，还派人将屈原立即驱逐出郢都。屈原的《哀郢》是绝唱，《怀沙》是绝唱，《招魂》也是绝唱。这一年，屈原的祖国被秦国灭亡。这一年五月五日，屈原怀沙（石）自投汨罗江。这个一生写出了《离骚》《九歌》《九问》《九章》《招魂》等楚辞诗歌作品、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第一次成就如此巨大、给后代文学无比深远影响的诗人，自杀时心灰意冷，极其孤独、极端绝望。
司马迁：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家与历史家司马迁的人生动力最初源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迁在父亲严格训练下，十岁时候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虽然在汉代统治阶级看来，太史令这个小小的史官职位就像供皇帝侮弄的倡优，但司马谈不仅自己从不感到卑微，而且一再叮嘱儿子司马迁能做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应该感到无比自豪。司马迁随父亲来到京师长安那年，父亲任职太史令，于是有机会师从古文大家孔安国和今文大师董仲舒。他的年轻博学在当时已有影响。自汉武帝元朔三年亦即公元前126年开始，年仅20岁的司马迁怀着子承父业的大志，决定暂时放下经传史籍的阅读到各地游历，遍访名山大川，实地考查并搜集遗闻与史料。最早令他痛哭流涕的是屈原的爱国才情和杰出才华，虽然后来是用屈原和贾谊合传方式书写他们的盖世才能，但究其实是要对统治者不辨忠奸深表不满。这次漫游，司马迁亲见亲闻到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名人事迹，为将来写作史记掌握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当时的大汉帝国，经过文景之治进入全面兴盛时期，汉武帝执政时代，司马迁开始入仕，于是他有了直击政治内幕的机会，更有了经常扈从汉武帝游览四方的机会。武帝巡视与祭祀，其中显露出来的政治黑暗与愚蠢，年轻的司马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然后来汉武帝自觉被那提倡封禅的道士忽悠，但司马迁却暗自庆幸自己得以机会遍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司马谈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儿子：且夫孝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前后有近二十年时间一直在扈从武帝出巡，行迹遍布全国，这是《史记》“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灵感保障。42岁那年，汉朝社会有富强安定环境，司马迁想起父亲的叮嘱：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的意思是五百年才出一个名垂千史的文化名人，现在轮到你司马迁了，你小子怎么敢推让啊你？于是动笔实施继《春秋》而述作历史的重大使命。哪知进展顺利的《史记》写作到了六个年头，巨大灾难从天而降，受李陵案牵累，只因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触怒了汉武大帝，从此司马迁不仅被处以腐刑（宫刑），还以48岁之躯关进“蚕室”（关押腐刑犯人），但他一再自我激励：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相较于西伯、孔子、屈原、左丘等等圣贤，我自己这点辱不该生羞，相反应该学习先贤那种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顽强进取精神。他决定继续发奋努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便后来释放出来再出任中书令，继续受到各种妒忌排挤、鄙视和伤害的同时，还能奋笔疾书，笔耕不怠。司马迁始终坚守一个信念：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55岁那年，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伟大的历史著作、散文著作《史记》问世。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