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冬天我们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夏旱冬涝，炎夏寒冬，那个冬天豁湖一带饿死了很多人，冻死了很多人。冻雨落地成冰，我们窝缩在家里冻得木头木脑，连视线也是僵硬的。政府派人送来的救济粮，大人们都舍不得吃，只留给孩子们，因为孩子才是豁湖的命根。在一个风雪夜，王育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她端着一小晚大米，对我的母亲说：“这是我们省下的一点米，您熬点粥给孩子们喝吧。”我的母亲见王育瘦得不成人样了，说：“育啊，我们不要，你的身子也不行了啊。”王育老师没有力气说话，把那碗米小心地放在雪地里，有气无力地离开了。我的母亲同样没有力气追上去把米端还给王老师了。在那年冬天饥荒时，王育老师和婶娘一家只喝野菜糊，省下的救济粮都送给了小孩多的饥饿人家。
那个时间是王育老师一生不可能忘记的：1972年12月31日，阴历还在冬月二十六。对于她来说，回家的路是艰难的，与1968年12月31日她到我他们光明大队插队落户时的情景相比，返城的路风雪交加。大队书记说：“王育，上面叫你去一趟北河，说是武汉要招你们知青的工。”婶娘和大叔以为她会很高兴的，没想到王育说不去。她说：“婶娘，大叔，我不去，我不回武汉，我就在光明，我发誓一辈子不离开你们。”话没说完她就泪花闪烁。婶娘看一眼大叔，又专注地看着王育，半天不说话。王育面向婶娘说：“婶娘，您不要撵我走，我不想走开，不想回武汉，我说的都是真话，求求您，婶娘！”婶娘默默起身，从木箱里取出一件棉斗篷，递给王育，说：“儿啊，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你受苦的日子也该到头了，戴好这斗篷，赶紧去北河。听话去吧，你先回了武汉，等喜文出国回来，我们就能一家团圆了。你记住婶娘的话，这乡下用不着你们种田。快去啊我的儿，戴上这件我从娘家带来的棉斗篷，你会一路顺利的。你大叔记得，这件嫁妆我过门后从没戴过，我把它送给你！”
顶风冒雪，是喜儿在盼东方出红日。雪花纷飞，搅得周天寒彻。齐膝深的厚雪淹没着大平原。在高高的北河大堤上，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猩红的棉斗篷是一面若隐若现的旗帜。是这面意味着感恩的旗帜给了王育老师信心和力量，让她一路温情满怀，一路平平安安。
前来负责招工的是一个中年妇女，一脸慈祥地用武汉话问王育：“你是叫王育吧？北河公社对你的推荐意见蛮好，看来你锻炼蛮不错的，你哭个么事嗄，莫哭莫哭，马上就回武汉了，应该笑嗄？来来，你把这个表一填，先拿到你们光明大队盖个章，再拿到北河公社盖个章，交给我就行了。姑娘，你确实蛮幸运呀，你回城是到武汉拖拉机厂当工人啦！正好碰上武拖扩招2百名工人，你机会好的很啦，运气不错。”
王育怀揣着招工表，去了一趟北河镇二婶娘家。二婶娘听说王育要回武汉了，高兴得眼泪直流，一个劲说：“这下好了，育啊，你再不用受苦了呢。”在王育第三天把填好的招工表送到北河镇时，二婶娘特地为王育新打了一床棉絮、新买了枕头和枕巾。二婶娘搂着王育，很久很久泣不成声，想让时间停住，想把她的爱全给王育。王育老师说：“二婶娘，我一辈子不忘您的恩。”二婶娘摇摇头说：“我不要你记恩，只要你回家过得比现在好。”王育老师背上二婶娘送的棉絮和枕头枕巾。她背回了武汉，她保留了一生。
五
东湖的梅园在冬天并没有很多的游客，尽管风景区想了很多办法试图吸引更多的游人观赏那里的梅花。李丹约我一起去看梅花其实是个陷阱，她的借口是为晚间的节目准备谈资。其实她自己也说过她和她的同龄人都懂得怎样疯狂，懂得玩命地享受生活。上辈人艰辛努力创造的物质财富就像是专门为她们准备的。我对李丹说我不想去，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李丹不干，她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你不是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然后她对我撒娇，“你别害怕好不好？不就是看看梅花吗？”她一脸灿烂。我终究没能坚持，和她一起在那个没有阳光的上午去了东湖。
王育老师离开了我的童年并没有给我很深的记忆。她临走的前一晚到我家，把她的一支钢笔放在我的小手上，她叫我好好读书，考上了大学就能在武汉见到她。她走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武汉在哪里，不知道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想着喜文校长去了，王育老师也要去了。
很久以后好像是在一个深夜，我被母亲从睡梦中拖下床。母亲激动地告诉我说隔壁喜文哥出国回来了。我们看见喜文哥的家里挤满了人，人们兴高采烈地说光明的第一个大学生回家探亲来了。在油灯微弱的光里，我认不出喜文哥了。他戴着眼镜，穿着西服，讲的是有着四声发音的普通话，看起来非常文雅。母亲把我推到喜文的面前，说：“快叫哥哥。”喜文摸摸我的头说：“好聪明的样子。”我从前的校长夸我聪明，让我高兴得一夜没睡。
事实上王育和喜文在城市的生活是后来我断断续续听人说的，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生活连接起来想，不知道想象他们的人生，对我来说有何意义。
转眼就是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王育的父母亲已经落实政策回到武汉，回到了华中工学院。那几年武汉拖拉机厂的生产任务很重，在为数不多的女钳工里，为了年年争当先进，王育一直住在工厂的女工宿舍，很少和马喜文见面。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见面少，写信也少，也根本没电话可打。王育的父母亲叫她去了一趟华中师院，找到喜文，邀请他去华工见见父母。喜文答应了，但在去她家的那天，他同时带了华师的二个青年老师去了。王育感到吃惊，她记得自己交代很清楚，是父母要见见他一个人，不是要见一群人。母亲在马喜文等人离开后对王育说：“王育，看来你是对他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恋爱和婚姻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尤其是婚姻大事，只是一方有意，必定是一场悲剧。”王育说：“妈妈，您一定错怪他了，我知道他的，他只是不好意思才约人一起来的。”母亲摇摇头，目光停留在女儿的面庞，说：“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但是婚姻不是儿戏，我建议你找个机会好好找喜文谈谈，怎么说呢？你就说父母正在给你找婆家，用这话来刺激一下，看看他的态度？”
那年秋天的武汉远没有现在的繁荣，夜晚的大街上很少路灯，王育和喜文是在武昌阅马场见的面。阅马场一带很黑，只有长江大桥远远的灯火辉映着寂静的城市夜空。王育想离喜文近一点，再近一点，可是喜文总是加快几步躲让了。同样是城市的天空，但时间已经把他们的人生状态换位了，就好像马喜文是属于这个城市，而王育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仍旧腼腆着，比如王育颇觉羞涩地双手拧着长辫，比如她只能在内心暗暗地期待着喜文走近她并拥抱她。在这样一个安详的城市夜晚，王育一点也不知道她和喜文的距离已经远到她无法想象了。王育问：“喜文，你怎么不说话？”喜文说：“你要我说什么？”王育说：“我母亲要我跟你说，父母想给我找婆家，这是个借口而已。我个人想啊，我们俩人什么时候结婚？”喜文一惊：“你说什么？我们结婚？你知道吗，我现在工作很忙，还没有考虑结婚的事情呢。”王育说：“看来我妈妈的话是对的。”喜文问：“你妈妈说什么了？”王育想了想，没说。在大街上两个人沉默不语了很久，王育感觉到自己一直深深思念着的喜文虽然近在眼前，但好象很遥远。她第一次感受到武汉秋天的寒冷，感受到这个生养之地的冷酷无情。曾经以为回到武汉就是回到了喜文的身边，回到她幻想过成千上万次的婚姻生活并把大叔和婶娘从农村接到她与喜文共同的生活里，但喜文如此冷漠，如此陌生而遥远。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自己有什么令他讨厌？或者是冥冥之中自己本该命苦配不上这位大学老师？想着想着，王育哭了。她的饮泣声惊动了喜文，喜文问：“你哭什么？”王育含住哭声，说：“我感到你在骗我。我在豁湖知道了待人要诚实，为人要善良，你不该骗我，你把实话告诉我又怕什么？”这时候的马喜文很不安地来回踱着步，终于下定决心似地走近王育，说：“王育，我想说，我要感谢你对我和我父母的感情。可我已经，怎么说呢，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王育曾经想到过喜文有这个变化，虽不觉突然，但毕竟心里不好受。她扭过头，眼睛不看喜文，问道：“她是哪个？在哪个单位工作？”马喜文在她的身边背对着她说：“她是我的学生，名叫廖茹洁，在华师外语系教书，现在是我的同事。王育，你一定会恨我一辈子，一定会的。你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好女人，我说的是内心话。你会找到比我强得多的男人，你会得到幸福的。自从我和廖茹洁认识，我一方面觉得对不起你，一方面又强烈地感觉离不开她。总之一时半刻说不清楚，再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我，我想请求你，往后，你最好不要再来找我了，茹洁她，我是说怕她不好想，毕竟她也是个女人。”王育打断他的话说道：“你别说了，我明白的。”她想哭，忍不住想大哭一场，眼泪不知不觉流淌着。马喜文走近她，说：“对不起，王育。”王育哭出了声。王育跑离了喜文，发疯一样地在秋夜的武昌街头跌跌撞撞，她在阅马场红搂孙中山铜像前的失态一定显得格外孤零。她对天长叫，失魂落魄。
那个夜晚王育跑回家后找出了一把剪刀。王育剪掉了长辫，剪掉了她最疼爱的一双长辫。全部知青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的爱的幻想嘎然落地，弯曲成万千问号。
像有些影片中的特写镜头，睡衣落地时一双漂亮的玉腿引人注目。我喝多了，喝得太多了。李丹的生日同样是个陷阱。5男5女10个人，在李丹的租住地开生日舞会，大家拼命喝酒，说下流笑话。10个人当中我的年纪最大，最老。跟年轻人在一起，看他们疯狂，我总感到自己很老很老。有个小男孩说他在某天深夜主持健康热线节目时，突然有性冲动，他想和打进电话聊天的女性聊一聊性变态，聊着聊着他感觉那女子兴奋得难以控制了，而自己在演播间不由自主地手淫了一通。小男孩的话引得大家一阵狂笑。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开放的，没有性别界线。我更像一个局外人，而我脸上的笑容却情不自禁地带着向年轻一代的献媚。他们都走了，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没有知觉。我喝多了，在李丹房间松软的沙发上断断续续打着一个成年男人的呼噜。我知道我的鼾声一直充满某种血性，是一个强壮男人的气息，应该让李丹无法控制身体的亢奋。后来我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看见卧室地板上的真丝睡衣，看见一双玉腿，然后我看见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房。我记不清在哪里见过相同的身体，她雪白的肌肤令人晕眩。我闭上眼睛，说：“李丹，你把房门关上。”李丹问：“你都看见了？”她用睡衣把自己遮掩起来，走向我，说：“去洗个澡，好吗？”我挣扎着起身走到门口，说：“我回家再洗。”转身我开门出去。我听到李丹在屋里叫喊，她骂我是混蛋是虚伪是性无能，她喊叫着说：“你的胸毛肯定是假的，是水货！”
六
东湖的梅花在年前盛开的不多。李丹问我记得几首咏梅的古诗，我仰头看了看树枝上稀疏的红梅，反问她能背出几首，她摇头说一首都不会背。“要是有听众晚上跟你聊天谈到梅花怎么办？”我问。李丹笑着说：“有你我怕什么呀？要不我干嘛约你到梅园来呢？这样吧，我这就给你纸笔，你随便写几首给我备用吧。”我们在石凳边坐下，李丹真的把纸笔推到我面前。季节虽然寒冷，但梅花初绽，暗香阵阵，让人心情颇为舒畅。我在骨子里总希望有那么一天坐在纯粹自然的风景里，让我的面前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我要在她温情的目光中吟诗或者作画，我要用我的想象一件一件褪掉她的衣服让她晶莹剔透地冲我微笑。这一幕果真到来时我却觉得异常虚幻并且充满了不安。在默写古诗的时候，我态度认真。李丹只坐了几分钟就起身去看我们周围各样的梅花去了，回到石凳旁，我已经尽我所能默写完咏梅的古诗。李丹拿起我刚写的整整一页纸，看了一眼，说：“我随便挑一首念念？”她不等我说话就用她平常播音时的语气念道：“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消落，何用慰远客。”这首柳宗元的《早梅》是我在大一给我高中的女同学写信时用过的，在李丹的朗诵中，我盲目地沉浸到对那个女生的回忆里。没想到李丹念完了摇头说：“不好玩儿。”她的态度真让我恼火。我想骂她。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的。豁湖老家考出了好几个大学生，屈指一算，他们都曾是王育老师启蒙过的。毕业后我分在武汉开始了我自己一生的轨迹运转，对喜文哥和王育老师，就连想到的次数也不多了。喜文哥在1989年春天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里，让我们感到吃惊。喜文哥说：“我决定放弃教书，离开武汉。我很快就要调到南方去了，我来是想请你有空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大叔和婶娘。”我连忙说：“你放心吧，哥哥。”
按照喜文哥提供的地址，一个月以后我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到汉口的吴家山找到了大叔和婶娘的住地。那是武汉市80年代末第一批公开出售的经济适用住房，是武汉市房地产行业进入市场运作的起步。喜文买了一套给他的父母亲住。我坐下后不久，婶娘未语先哭，说：“儿啊，你替婶娘想办法，把王育给我找到？我想她，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她！你能不能帮婶娘想想办法？”假如不是婶娘在那天提起，我几乎想不起自己也有好多年没见过王老师了，我点头说：“婶娘，我试试看。”婶娘起身了说：“你跟你大叔说说话，我这就给你们炒几个下酒菜，今天你陪你大叔多喝几杯啊？”我连忙说：“好哇。”
大叔的酒量很大，或者说我们豁湖人的酒量都是大得吓人的。但那天大叔未喝先醉，一拿杯就让我看到了他整个身心的抑郁。大叔有一只假眼，我总觉得那是某种见证，是天地间不能用言语表述的伤感。我深信俩老的孤独，深信他们现在如此孤独的生活完全不是他们当初的预想。他们以为喜文会和王育结婚，并把他们俩老接到武汉安度晚年，以为从前说的话一定不会改变，从前一切的磨难都会得到善终。连着喝下几杯，大叔暴躁的脾气发了，用力拍打饭桌说：“喜文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他是陈世美！”
窗外阴雨绵绵，不远处的吴家山被淡淡的白雾笼罩着，像受屈的孩子为了讨好谁故意显示的矫情。大叔这样说喜文哥是否妥贴，我不能找到角度进行判断。婶娘在一旁说：“我是看他三番五次回老家接，给他面子呢，要不我们才不来武汉的。茹洁人还好，她再好，她不是王育。跟茹洁住在一起不舒服，我和你大叔只想王育，心里只想王育。喜文和茹洁都晓得，晓得又怎样，我们就只要王育！只想王育！”婶娘说着说着，眼泪淌了一脸。大叔低着头说：“你婶娘半夜喊王育，老是弄得我惊醒，当是王育真的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