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仅仅用了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及军警政骨干分子，以及曾经杀害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严重损害的分子，大部分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从而也极大地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此一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当时，人们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
缘起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展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有三个背景：第一，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各地都有一批直接压在百姓头上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的恶霸势力。不少善良的老百姓在他们的欺压下，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这些人是反动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对他们切齿痛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时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全面清理。但只要这些人依然存在，他们的威风没有打下去，有的人继续带着匕首打群架，有的继续开局聚赌和敲诈勒索，有的还或明或暗地对老百姓示威恐吓，民心就无法安定，社会治安就无法保障，各种社会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
第二，国民党势力败退前在大陆上安排留下为数不少的潜伏特务分子，各地也有不少仇视新中国的反动分子，都在伺机破坏。他们在许多地方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散布谣言，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1950年这一年，全国有4万多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广西一省被杀的干部就达3000多人。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也在一次会议上被反革命分子开枪杀害。第三，旧中国有许多秘密团体，如"一贯道"就有1000万信徒。这些秘密团体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以后这些团体为日本人所利用，又为蒋介石所利用。新中国成立后，"一贯道"、"九宫道"等反动会道门仍在大肆活动。1950年秋，北京市公安局还成功破获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的重大案件。
面对这样严峻的状况，不少地方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发生了过分宽大的偏向。发生这种偏向在认识上的原因是：有些干部在胜利后骄傲轻敌，以为那么多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这点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因而麻木不仁，丧失警惕；有的人担心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引起震动和恐慌；还有人认为，人民已经胜利了，应该仁慈宽大。这种状况，引起民众的不满。当时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的彭真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的一次报告中说：
人民责备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做主，不好"。有的工人义愤填膺地质问干部说："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有的说："政府睡着了，连敌我都不分。"有的人说政府"姑息养奸，贻害人民"，"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
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嚣张的情况，不仅推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根据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再三提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和要求。
但是，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包括刘少奇和相关部门大力镇压的指示及部署，毛泽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出相应的指示。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且其始终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包括在中共中央进城前夕，他还在强调：共产党的政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故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时机还不够成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在书面报告中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做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由此也足以说明，毛泽东绝不是那种墨守陈规的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一切策略的应用，都是为着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最严重的地方，一个省里平均一个县就发生了七八起。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影响和作用，就自然而然地突显了出来。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受其左右，从而不能不引起地方党政的严重不安。
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抗活动。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中央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活跃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
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
对此，毛泽东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很显然，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大规模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