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第二年9月9日，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自下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这实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粮食、棉布、食用油料统购统销的收效是明显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份，国家就开始扭转了购少销多的局面，这个月粮食收购比1952年同期增加38%。1953至1954粮食年度，国家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度增加80%，但销售只增加33%，一举改变了1952至1953粮食年度内销大于购的严重失调现象。到1954年6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这一年我国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国家由于有了足够的粮食供应灾区，粮价一直稳定。
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并使农民易于接受粮食的统购统销，在实行时，控制征购粮食的数量，远低于农民近两年拿出来的粮食数量；注意价格公道，全国各地的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当时的收购牌价。由于决定比较匆促，办法不够完善，在最初实行时有些地方仍发生强迫命令等现象。1955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由于土地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同农民已建立起亲密关系，得到农民的信任，又做了耐心的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评价
毋庸讳言，统购统销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薄一波晚年就此分析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因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种弊病在'一五'期间就表现出来，1958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陈云在1982年初的中央会议上提到农业经济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社会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当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所以，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重获"解放"。
尽管统购统销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正如薄一波所分析的那样，"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把购销两头越勒越紧"。因此，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利弊，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评价，要充分认识到该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广大农民在此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粮票、油票、布票等制度实行了30多年。在物资相当缺乏、往往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使居民（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居民）能够有保障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种做法是不得已的也是有效的措施。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正如陈云所说："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要同如此数千万农户直接打交道，实在是相当繁难的事情，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加迫切地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统计，1953-1954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万多个发展到9.1万多个，有140多万户农民新加入了合作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把卖粮的钱大批投入生产。当1954年1月农民大量卖粮时，全国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4％。而实行统购统销后，国家掌握了粮食、棉花和经济原料，又切断了农民同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从而掌握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主动权。这些都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