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并不彰显。但实际上，笔者认为，就人数之众与时间之长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超过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背景
1953年上半年，局势有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个是粮食供销出现全面紧张，城镇和缺粮农村地区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粮价上涨，人心开始浮动。
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薄一波指出："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
粮食的供求矛盾在当时已成为突出矛盾。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比率，以1950年为100，则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1949年以后，由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比率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只靠挖有限的库存来弥补，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也不可能。农民在土改后生活改善，对粮食消费的需要提高了，有余粮也不急于出售。当时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农业税（即公粮）后，粮食可以自由上市。一些私人粮商又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待机。有些粮食商甚至在一天内把当地市场上能购买到的粮食抢购一空。在他们活动频繁的地区，一般市价高出牌价20％至30％，并且还在上涨。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助长了农民贮存观望、惜售看涨的心理。
由来
1953年，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东北等产粮地区遇到灾荒，使供销局势更显紧张。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1953年10月的国家收购计划只完成38%。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一些经济困难的城市居民已难以购得必需的口粮，造成人心惶惶。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商品。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拖延下去，势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经济建设也很难进行。
怎么办？那时，公粮收入已不能再增加，粮食收购严重不足，而市场上的粮食销售又不能减少，处在两难的境地。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陈云认为，要解决粮食问题，应该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他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1）又征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给；（2）只配不征，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3）只征不配；（4）原封不动；（5）"临渴掘井"；（6）动员认购；（7）合同预购；（8）各行其是。
在经过反复比较后，陈云认为："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经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同意后，陈云在1953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上，将曾设想的八种办法逐一进行比较，用来说明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举例来说：
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征；至于城市配给，他是赞成的。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道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看到城市在配给，他就会不卖粮食。所以，只在城市配给，不在乡村中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只征不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欢迎这种办法，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在它侵占的地方搞过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人们一听到配给就头痛。我说，如果只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里面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你在农村中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一转身就可以再跑到城市的粮食公司里去买，结果，你征购到的粮食便会统统漏掉。所以，只征不配不行。
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做下去，自由卖出，自由买进。结果必乱无疑。有的同志说，就准备乱它一年，看一看再说。但是，如果在乱了一年后再来征购，那就要比今年就开始征购困难得多。
陈云认为，农村"征购"与城市的"配给"是配套的。他采纳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提法，将"配给"改称为"计划供应"，并与日伪时代的"配给"作了明确区分，强调"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的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他将在农村征购粮食、在城镇配售粮食的办法定名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可见，陈云最初提出对粮食实行"统购"政策，是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的。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主要是迫在眉睫的粮食供销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