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的面目，使人民认识到，只有彻底摧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才是结束中国百年来战乱历史、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内战全面爆发后，依仗美军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当时蒋介石集团拥有四百五十万军队，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一些人为敌人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党内也有人抱怀疑和忧虑态度。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20日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并且能够打败蒋介石。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帝国主义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战争的反共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军由于人心归向，经济高涨，胜利必然是人民的。同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从而，使全党上下树立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按照“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的指示，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而取得对敌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同时，土改和整党使中国广大解放区的社会意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性变革，在这场运动中，翻身农民树立了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对敌的共同理念。经过全党整风，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空前提高，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形成和发扬光大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优良作风。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持，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解决了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课题。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做出了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工作，团结各阶层民众，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并指出：建设一个新世界，要比破坏一个旧世界，“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同志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腐化堕落，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本色，保证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这些光辉思想，使西柏坡时期成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最初起点，把党的优良的革命历史精神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
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
西柏坡精神既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时代特征和历史主题的反映，其本质是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其基本内涵包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
继往开未、开拓创新
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本质。这是由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或时代旋律决定的。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通过决战，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北平已经解放，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大阶级的战略决战已近尾声，中国历史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会议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政策，并就进行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开始了最初的科学探索。关于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任务，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形式，提出了“合作社经济”，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体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历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这些讨论，对当时实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西柏坡精神的主题。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在新的历史关头，怎样警惕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执政后党内腐化产生，从而避免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改朝换代的周期率问题，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就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他说，我们打到蒋介石、打到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过节，如果搞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必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些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要求全党严以律己，加强自身建设。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防止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思想出现，毛泽东要求全党树立长期奋斗观念，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同时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怀疑和冷言冷语，毛泽东要求全党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豪情万丈地宣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两个“务必”作为西柏坡精神的主题，是中国革命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历史产物，集中反映了时代要求，科学地提出和回答了共产党人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党地位考验的历史性课题。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重要特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恰是中国革命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这个时候敢不敢抓住时机进行决战、能不能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虽然人民解放军已由抗日战争后的127万人发展到了280万人，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了炮兵和工兵部队，解放区面积扩大为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1.68亿，而且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士气高涨，但是，总体上还是敌强我弱，国民党政府仍然拥有365万军队，全国3／4的地区和2／3的人口。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果断提出战略决战的任务。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守防的大城市，夺取全国胜利。与此间时，中共中央抓住敌人在东北地区兵力虚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历时142天，紧紧衔接，环环相扣，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动摇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基础，加快了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