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的形成
西柏坡精神产生与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处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党魂、军魂、民族魂。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实现由战争向和平，由农村向城市，由革命向建设的工作重心转移，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艰苦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铸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于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时期的西柏坡精神，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
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产生，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特质和所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所决定的。集中了中国最优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以无比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走上了不断探求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漫漫历程。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和精神风范正是绽放在这条历史主线上的绚丽花朵。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7月诞生在嘉兴南湖的那艘游船上，即以英勇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发动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继而投入了推翻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尽管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大革命的果实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所扼杀，但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顽强斗争和英勇献身精神得到不断延伸和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起来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靠的就是无比坚定的信念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危难的紧要关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而迎来了中国革命真正的春天。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工农红军靠着艰苦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的反革命“围剿”，井岗山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后来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再次葬送革命成果，但这段革命历史所铸就的井岗山革命精神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艰难困苦、争取革命胜利的伟大精神财富。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布满艰险、险象丛生的道路。敌人的围追堵截，狂轰泛滥，没有使共产党人丧失掉革命意志。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表明党已经能够独立自主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开始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巧取金沙……不仅要对付敌人的追堵袭击，还要同党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顽强进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世人所传颂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延安时期。延安作为革命的摇篮，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革命圣地。在这长达近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形成为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团结的大旗，组成了全国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构成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延安精神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成为推动中国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发展的伟大的精神力量。
不难看出，这些革命精神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对弱小，各级组织处于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二是敌强我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处在从稚嫩向成熟的发展状态，在领导艰巨的对敌斗争中还要不时面对自己内部的“左”的或右错误倾向，以保障革命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四是客观环境异常险恶，中国共产党时时处在生死关头和危难境地。但正是这样险恶的环境和诸多的不利因素，锻炼和造就了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干部，锤炼了革命者的坚强信念和意志，积累了日益发展壮大的革命力量。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西柏坡时期这一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为成功和辉煌的历史时期。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更为成熟的时期。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扭转了战局，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对比。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已成长为一个拥有二百七十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比1945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一万增加了一百五十五万，到1949年达到了四百四十八点五万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土改整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和统一，纪律上更加严密。通过健全党委制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提高了全党执行政策和纪律的自觉性，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在思想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路线和策略问题上的科学性、正确性、准确性和严密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驾驭规律的能力大大增强。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伟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外部条件也大为改善，全国广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城市。广大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彻底翻了身，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人民军队共同组成了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西柏坡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孕育和产生的伟大革命精神。一方面，它作为革命行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理念和精神风范的集中显现，是以往中国优秀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延伸，同时，新的革命实践条件和实践内容又使得西柏坡精神将中国革命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精神，等等，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成为中国革命精神宝库中新的重要财富和优秀篇章。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一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聚焦点，这个聚焦点是以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为基础的。这个胜利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终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残暴统治的终结，广大人民群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西柏坡时期正是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而人民则是这个转变的直接推动者和参预者。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他们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期待着、实践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得到极大的发挥。新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在实践中孕育产生而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风范，西柏坡精神作为革命者共同理念的高度概括，体现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党的一套传统革命精神为精神源泉的西柏坡精神，其酝酿阶段始于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就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共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要求全党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告诫全党要“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要以党的历史经验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中共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纲领、政策，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毛泽东指出：夺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和挫败，但这一次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具备了”。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和实践，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必定胜利的最根本原因。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要树立“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一定能动员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国共产党是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走过来的，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时期。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做不妥协的斗争，展开向国民党军队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领导解放区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整党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统一解放区财政经济，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筹建新中国……胜利的天平不断向人民一方倾斜，使西柏坡时期成为“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