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7—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子思门人。游学于齐、宋、滕、鲁、梁诸国，未见用。晚年退居讲学。著有《孟子》。其书旧以汉赵歧、宋朱熹、清焦循注本最为通行。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杨伯峻《孟子译注》较为流行。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鉴赏”
这段文字节自《孟子·公孙丑》，是孟子答弟子公孙丑所问，是在谈话中辩明道理，其特征，就在一个“辩”。其实整个《孟子》的特征也在于“辩”。孟子自己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说明孟子以辩才闻名，体现在文章里，就是雄辩。但孟子的雄辩绝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故作声势并以势凌人，而是将其论点出之于平易的叙述和巧妙的表达，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且不乏生动形象的比喻，经常是寥寥数语，言尽意明，使人不得不服。所以后人评价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而孟子的好辩之所以能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并为后人所重，就是因为他掌握了高明的说理艺术。这段阐说浩然之气的文字就是如此，先说气为何物以及由何而来，再说如何养气，这时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即揠苗助长。有了这个比喻，就什么话也不用再说了，要讲的道理已一目了然。整个这一段议论也因这个比喻而力量陡增，原来平平常常的语言看上去真是不可冒犯了。更重要的是，“揠苗助长”之譬的意味远远超出了眼前所说的“养气”的道理，而具有更多、更深的内涵，这也来自孟子好辩及其辩才中的智慧。
顺便一提，孟子的养气之说，虽是谈论人的修养，却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刘勰讲“务盈守气”、韩愈讲“气盛言宜”、苏洵讲“文者气之所形”，都可溯源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孟子其人其文也真正体现了气的妙用。
（张方）
五亩之宅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鉴赏”
此则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这则文章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和齐宣王的谈话记录。主要阐发他的仁政王道思想。其中心论点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就是说：对人民施恩，就能长久维持统治。围绕“保民”这一点，他谈了仁政王道的基础、效果、措施三个方面。
孟子认为称王与称霸，不仅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而且有相反的效果。齐国的力量，与其他各国比较，只占九分之一。以一敌八，是无法征服别国的，用武力称霸的结果，只能被别人打败。如果施行仁政，就能获得天下人的拥护。天下的仕者、耕者、商贾、行旅，都愿到齐国来效劳，这样一来，齐国的力量将无敌于天下。
孟子说明了仁政易行有效之后，又提出了具体措施：制民之产。要富民，教民，不能罔民。要让人民有温饱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更具体地设想，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可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称王的目的了。
孟子的仁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推恩于民，让人民有温饱的生活，获得人民的拥护，要用孝悌礼义教育人民。这就是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路线。这与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所说的反对征服，提倡“修文德以来之”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它的进一步具体化。
（邱崇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