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把方案交给陈立夫后，陈立夫也陷入了深思，陈立夫说：“‘捏造证据’是难以实现的！所有人都知道邹韬奋没有加入共产党，我们根本无法以此为由对他下手！至于暗杀，显然不合时宜。而强行封锁刊物也是暂时的办法，封得了一时，却封不了一世！看来我们只有拉拢和劝诱！既然你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这个工作你一定要做好！”
徐恩曾无法推脱，又心生一计：“只怕我这一张嘴，劝不了邹韬奋啊！”
“你什么意思？”陈立夫问道。
“我的意思是多找几个人一起去劝！”
徐恩曾似乎有推脱之嫌，但是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给陈立夫出了个难题。虽然陈立夫的官衔比徐恩曾大，但是心机却不如徐恩曾多。陈立夫想了想，无计可施，最终还是如实禀报给了蒋介石。而此时的蒋介石，早就因为这个“邹韬奋”而寝食不安了。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蒋介石再也不看那些心烦的报纸刊物，甚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听了陈立夫的汇报，蒋介石似呻吟状地叹了口气，然后致电复兴社总书记刘建群和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让他们再去劝邹韬奋。
1936年初的某一天，经过邵洵美（诗人、出版家）的介绍，刘建群和张道藩找到邹韬奋的住处，单独与邹韬奋谈话。张道藩与刘建群的“劝降”风格不太一样，张道藩想“以理服人”，而刘建群是军统局的特务，自然采取“恐吓”的方式。张道藩与刘建群一大一小，一软一硬，像两只苍蝇般“嗡嗡”地叫个不停。邹韬奋回忆：“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刘建群）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Z（张道藩）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做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选自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邹韬奋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的态度与张道藩和刘建群见了面。
刘建群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喋喋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了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听了刘建群一番恐吓后，笑道：“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
最后，刘建群和张道藩白白折腾了一天，他们觉得在邹韬奋身上下功夫简直是浪费时间，两个人无奈地互相看了一眼，灰头灰脸地离开邹韬奋宅，回南京汇报工作。
蒋介石听了这两个人的汇报后，难免有些失望，不过蒋介石没有死心，他琢磨，是不是徐恩曾、张道藩、刘建群的“腕儿”不够大，震慑不了这小子？难不成还要我亲自出马？
于是蒋介石拨通了上海滩的老大杜月笙的电话，让杜月笙出面邀请邹韬奋来南京面谈。得知蒋介石在南京设下“鸿门宴”亲自迎接他，邹韬奋有些吃惊，他知道自己如果不低头，肯定会有性命之忧，可他又怎肯低头，于是，那晚，他并没有乘飞机去南京，而是直接乘飞机去香港避难。后来，杜月笙告诉邹韬奋，那一次，蒋介石非常生气，亲自接站的戴笠也竟然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他们都因为邹韬奋没有赴宴而恼火万分。
在香港避难的那段时间，邹韬奋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当他得知蒋介石依然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时，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又毅然返回了上海。
1936年的5月31日，邹韬奋与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
7月15日，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11月12日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在救国会上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救国会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本人。
后来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
于是11月23日上午这一天，忍无可忍的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这个事件，就是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后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为“七君子”被捕一事进行了罢课，派出五名代表赴南京请愿。
1936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这一天，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的口号，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邹韬奋在内的七个人。
按照国民党当局法律规定，侦讯时间是两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但是邹韬奋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能变相延长羁押时间。
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检察官竟然东拼西凑地搞出“十大罪状”，令邹韬奋非常生气。他怒斥国民党当局：“故意罗织，入人以罪。”“十大罪状”出笼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鉴于各方压力，只好释放邹韬奋等七名爱国志士。
邹韬奋出狱后，不但没有休息调整，而是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他一边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从政治上积极推动各派政治力量团结抗日；一边则通过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等，从舆论上进一步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全民抗战》三日刊的发行量再创新高。
邹韬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更加寝食难安。在蒋介石的反复交代和指示下，徐恩曾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老朋友邹韬奋谈话，为了营造温馨的谈话氛围，徐恩曾竟下请帖邀请邹韬奋来徐公馆做客。
那一日，邹韬奋刚刚踏进徐公馆，便看见早早在此迎接的徐恩曾。
徐恩曾寒暄道：“今日请韬奋前来，别无他事，只是叙叙旧而已。遥想同学一别已有二十多年了，昔日少年，今已不惑，真是时光如水，逝者如斯啊！”徐恩曾接着说：“今日韬奋在百忙之中抽空到鄙人寒舍做客，我感激不尽——不过我尚有一事相求，于公于私，都请帮个小忙。”
邹韬奋知道徐恩曾还是为了“那件事”，便说：“你不必拐弯抹角，直接说就是了！”
徐恩曾沉默了一下：“虽然咱俩是同学，也是老朋友，但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替共产党摇旗呐喊了，共产党的那些主张未必可行，也未必适应当下国情。”
没想到邹韬奋不紧不慢地反问徐恩曾一句：“你掌握的材料比我多，你老实说，依你的判断，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徐恩曾闻言颇为尴尬：“我追踪了你七年，未能证明你是共产党……”
邹韬奋便理直气壮地反驳徐恩曾：“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对我说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话？”
徐恩曾一听，竟然“哑巴”了。无奈之下，徐恩曾只得亮出“杀手锏”威胁邹韬奋：“我是好心劝你，1936年的事你可是记忆犹新啊！到了现在，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根本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提起“七君子事件”，邹韬奋十分气愤，他怒斥徐恩曾：“我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几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无论出书还是写文章，都经过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审查，审查通过的事，总不能再归罪于我吧！”
徐恩曾驳斥邹韬奋，说：“你出书也好，写文章也罢，放着三民主义不讲，非要谈什么共产主义；放着国民党不谈，非要大谈共产党，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邹韬奋毫不示弱：“本人是一介书生，只得写书作文，对于主义、政党并无研究。至于我想说什么，那是我的自由。况且我只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会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
徐恩曾觉得秀才遇到秀才，偶尔也会有口无辩。他拿自己的老朋友一点办法都没有，琢磨了一下，还是转变“方针”，开始介绍起国民党的好处来。徐恩曾说：“国民党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而蒋先生才是中山先生的嫡系传人！为了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蒋先生也是倾尽所能啊！至于共产党，只不过是乱党，你倒不如转而研究‘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你的生活书店一同并入党办的正中书局，我帮你记上一功，蒋先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邹韬奋直言道：“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仅仅是在党国的高压下屈膝，未免有失人格！”
徐恩曾一听便生气了：“什么？你把加入国民党视为有失人格，你这是侮辱国民党！中宣部主张合并你的生活书店，是看得起你邹韬奋，你真该赶紧领情。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识抬举！”就这样，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后来，蒋介石致电徐恩曾，问邹韬奋的争取工作做得怎么样。徐恩曾说，邹韬奋乃一块顽石，油盐不进，无法做工作。蒋介石颇有些生气，命令徐恩曾：不管如何，也要拿下邹韬奋。
此后，徐恩曾又与邹韬奋谈过几次话，但是每一次都悻悻而归！不过令邹韬奋出乎意料的是，堂堂一个中统局局长，与他的每一次对话都如同君子一般。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抗战以来》中这样描述徐恩曾：“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所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合，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从邹韬奋的描述可以看出：徐恩曾真是一个“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的披着袈裟的恶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