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抗日期间继续反共
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形容两面三刀的徐恩曾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不仅阴险毒辣，而且擅长见风使舵。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纷纷参与到抗日大潮中去。因为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准备再度联手，重拳出击。不过蒋介石“消极抵抗”的做法一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他明着抗日，暗中则寄希望于日本人在各个战线上拖垮共产党。蒋介石的心思，像徐恩曾这样聪明的下属怎么可能领悟不了呢？
与戴笠不同，戴笠虽然是间谍之王，但此人还是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抗日，戴笠在“抗日”里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戴笠极其反感日本人，他带领军统在抗日战线上做了不少好事，暗杀日本人、锄奸等等。曾经，在一次抗日动员会上，有个记者问戴笠：“中国靠什么来打仗？”戴笠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但是徐恩曾就不同了，他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亡国者，他对抗日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按照主子原先给他设计好的程序继续对付共产党。尤其是1939年以后，中统局表面成立了一个“日伪调查科”，但只负责摘录、整理日伪公告，抗日八年，未曾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案。徐恩曾还曾对自己的属下说：“抗日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付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统仍然把共产党当成主要敌人。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统特务中，做汉奸的人要远远超过军统。尤其是中统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竟然都成了汪伪76号特务的重要成员。“八一三事件”之后，徐恩曾不但消极抗日，还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
徐恩曾为什么这样做呢？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徐恩曾骨子里仇恨共产党！
徐恩曾对共产党的仇恨，应该是从龙潭三杰开始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曾经都是徐恩曾最信任的人，尤其是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两人可以说朝夕相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徐恩曾之于钱壮飞就如同蒋介石之于陈立夫一样重要。徐恩曾不仅信任钱壮飞，而且还把“正元实业社”的大权都交给了他。私底下，徐恩曾更是离不开这个帮手，甚至连“翻青楼女子的牌儿”这样私密的个人事情，都交给钱壮飞处理。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最信任的人竟然出卖了他，而且害得他差点为此掉了脑袋。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顾顺章”，徐恩曾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因为钱壮飞，徐恩曾的把柄一直被他的对手拿捏着。在国民党内部，他的政敌多次警告他：如果越过雷池半步，我就把“钱壮飞之事”转告给蒋介石。可见钱壮飞是徐恩曾心中永远的痛，想必他也曾经在深夜的某个时刻低吟：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龙潭三杰，徐恩曾认为：共产党是天底下最坏的！所以他开始不停地报复报复再报复，造谣造谣再造谣……当他得知蒋介石也极其讨厌共产党时，他认定，于情于理自己都应该铲除共产党，而且是必须铲除共产党。
第二，共产党正在与日本人开战，应该趁机下手！说白了，徐恩曾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典型的小人做法。“七七事变”后不久，徐恩曾便找陈立夫聊天，屡屡试探陈立夫的口风。徐恩曾说：“现在我党积极抗日，情报战线有所疏忽！而共产党似乎想要借日本人的兵力消耗我党，如此一来，就给了他们发展壮大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大行动力度，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虽然陈立夫也坚持“一致抗日”，但他对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也不好表态。最后，他含糊其词地告诉徐恩曾：“抗日也要进行，情报工作也不能放松！现在一致抗日，抗日是主线，搜集情报是虚线！你自己看着办吧！”言外之意，陈立夫放权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徐恩曾想，既然领导都同意了，为什么不加强力量继续打击共产党呢？于是他下令，派高级特务范振中、刘桂、田崑生等人去陕甘宁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在那里打开缺口，共产党就岌岌可危了！
第三，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不管什么时候，蒋介石都认为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威胁，即便是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也没少提防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答应了抗日，共产党也暂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却施了一计，把杨虎城和张学良囚禁起来，借机成立了一个“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刚刚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就这样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可见蒋介石的深谋远虑，既可以撤掉两个不听话的属下，又可以跟共产党针锋相对。当然，毕竟国共合作已经成形，蒋介石不敢盲目翻脸，于是他转换思路，由“清剿”改为封锁。而此时，曾经的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竟然偷偷密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似乎想要借机谋求发展！张国焘就在那个时期，脱离了共产党，叛变了革命。作为蒋介石的下属，徐恩曾当然要替主子分忧解难，他深知，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机密国民党大都一清二楚，在中统档案室，甚至还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会议的会议记录。但抗战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延安，距离南京数千里之遥，中统特务很难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增派特务人员去陕甘宁边区。于是他在抗战后，依照蒋介石的思路，在陕甘宁边区做起了特务工作。
不过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就是说，在他的统治道路上，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于是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唯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选自《蒋介石传》）但是后来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才慢慢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对抗共产党。此时，中统局成立了“日伪情报科”，这个名字仅仅是一个幌子，中统局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
“日伪情报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竟然通过了一项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此后，国民党又陆陆续续通过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方案。得知蒋介石推出这一方案，毛泽东亦是震怒，他说：“此方案完全是针对共产党的，这样的做法不但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团结，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蒋介石如此回应毛泽东：“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搞割据，况且大战在即，显然共产党的队伍素质较低，目无军纪，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甚至开始向外扩张，壮大力量，企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一本正经，脸不红心不跳，淡定自若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徐恩曾也开始积极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于是国民党内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尤其在1939年的4月至1940年的3月份，逮捕杀害共产党数千人。其中1939年4月，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200余人；1939年6月，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部队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死八路军400余人；1939年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同年12月，阎锡山也响应蒋介石的反共大旗，制造了著名的“晋西事变”，阎军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千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16.中统力量的瓦解
一系列的反共事件也在刺激着徐恩曾，他有些坐不住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他开始眼红了。作为中统局的头头，他既没有胡宗南、阎锡山的兵权，也没有“军统”那样的特殊权力，他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层层渗透，东边点把火，西边放声枪。而此时徐恩曾觉得，既然“攘外”不重要，那就更加应该“安内”了。但是他考虑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搬至千里之遥的延安，而“中统”的力量在西北、西南地区是比较薄弱的，他只能调整“棋局”，将原来上海、汉口、江苏、天津、北平等地的特务（尤其是暴露过身份的）撤出一部分，补充到西南、西北战线上。
与此同时，他还将中统进行了一定的扩充和整编，着手对上海地区的特务机构进行改革。叶秀峰曾经的下属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郁闷了许多年后，竟然神奇地得到了徐恩曾的重用。其中徐兆麟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陈宝骅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徐恩曾最相信一样东西：电台。信息战离不开电台，所以他增派了一批玩电台的高手补充力量，加强特务的战斗力。这些通讯员分布在上海不同的角落，逐渐将上海布控成一张电台网络。中统的各个通讯员在保密期间都各自为单位，从不横向联系，这也是徐恩曾建立中统特务帝国的一大特色。但是化整为零也有化整为零的风险，由于这些特务常年奢靡成性，早已不是特务训练班时候的特务了。为了一点银子，冒着生命去干活儿，他们觉得有些不值。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兼职”，想办法赚些外快。找来找去，这些特务找到了三个门路：第一个门路，重新加入帮派，跟着帮派老大混，比如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第二个门路，跟着日本人混当汉奸，当然这个活儿也不容易干，日本人一向比较残忍，而且擅长过河拆桥。第三个门路，加入汪伪政府76号。起初徐恩曾还十分自信，他认为依照过去的经验和人脉，想要在上海滩做出点成绩并不太难。然而机关算尽的徐恩曾没有想到，连李士群、丁默邨这样的大特务都纷纷转投汪精卫门下，其中周佛海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担任“特工总部”正副主任。这些人不但了解中统，甚至和徐恩曾私交甚密。在他们的招揽下，小鬼们纷纷前来投靠，大批中统特务投奔汪伪76号，其中：原上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成为汪伪76号的第四厅厅长，原中统局财政部的马啸天成为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原上海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奔汪伪76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统特务改换门庭，中统在上海的力量基本瓦解，所谓的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