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贩运假钞案
说起假钞案，还要“闪回”到抗战前期。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匆忙撤离南京，将印刷10元版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后来香港沦陷，印币铜版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于是日本人开始利用这块铜版做起了文章。
时任上海邮政储金会副局长的程士范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头目渊上交情甚厚。当时，渊上印刷了大量10元伪钞，推销给程士范。渊上以4张10元的伪钞换程士范1元储币，贪财的程士范自作主张，以办事处的名义，用5万元储币兑换了200万元法币伪钞。程士范原本打算将这批伪钞推向市场，可他后来却发现，上海管制极严，这批伪钞根本无法在上海流通。程士范心急如火，致电中统局的名义局长朱家骅，询问可否用200万法币在重庆购买一些桐油和水银。
这事不知怎地就传到了徐恩曾的耳朵里，他不知道这200万法币是伪钞，只觉得押运钞票是件肥差，岂能让朱家骅拦了去，于是他致电上海，指定好了运钞时间、地点和路线，决定亲自接收这批钞票。
徐恩曾的这些部署，竟然又被郭紫峻探听到，郭紫峻心中大喜，暗自庆幸整垮徐恩曾的机会终于来了。
郭紫峻偷偷来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家，借口商讨要回被军统误抓的中统特派员刘云亭，故意将徐恩曾押送钞票一事泄露给了魏大铭。郭紫峻之所以要透漏给魏大铭，就是因为魏大铭是戴笠的心腹，他得知此事，必会通报给戴笠。郭紫峻阴险毒辣，他想借戴笠的手除掉徐恩曾，令鹬蚌相争，以便渔翁得利。
事情果不出郭紫峻所料，魏大铭很快就把押运钞票一事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也非常高兴，他觉得扳倒徐恩曾的机会到了。
1944年4月，戴笠亲自出马，在安徽屯溪设下埋伏。当一艘满载钞票的船驶到屯溪时，随着一阵枪响，军统人员当场逮捕了押运钞票的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等人，并立刻押回重庆审问。
这三个无辜的家伙无缘无故被带进审讯室，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之后，就交代出了幕后的指使人徐恩曾。戴笠又请来中国银行的官员对钞票进行检验，竟然发现这些钞票都是伪钞。这下，戴笠彻底乐翻了，私运伪钞是杀头之罪，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扳倒徐恩曾，让他永无出头之日了！
戴笠立刻拨通了蒋介石的电话，他故意沉重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私运伪钞案！”
“好啊，案件主犯服法了没有？”
戴笠故作沉痛地回答：“总裁，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是可均指使的！他与日本特务相勾结，贩运伪钞，扰乱金融市场，他怎么这么糊涂啊！”戴笠看似同情徐恩曾，实则每一句里都带着刀子，大有彻底整垮徐恩曾之意。
蒋介石听戴笠说假钞案是徐恩曾指使的，一时还不太相信，他深知中统、军统之间矛盾重重。为了稳妥起见，蒋介石安抚戴笠说：“好了，我知道了！”
蒋介石虽然对徐恩曾办事不力，对军统纪律涣散颇为不满，但是他深知徐恩曾的忠心，他认定徐恩曾还不至于做出贩运假钞这样出格的事情，他认为，徐恩曾被人利用了。
当徐恩曾得知运钞船被戴笠劫去，钞票皆是伪钞时，差点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些钞票竟然是伪钞！他想起了当年自己推崇的那位朱半仙，不仅哀叹，难道老天爷有意惩罚自己？
徐恩曾也非等闲之辈，他绝不肯坐以待毙，军统局怎么会知道押运钞票一事，到底是谁在作祟？他派出特务四处侦察，终于打听出来，出卖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副局长郭紫峻。于是，他迅速找到自己的靠山陈立夫和陈果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上报。
陈果夫先是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徐恩曾一顿：“你这个局长，连自己的人都看不住，真丢人！如果总裁怪罪下来，不仅会撤了你的官，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
“是是是！”徐恩曾点头如啄米，“您教训得对，您教训得对！”
“押运伪钞的事情，我们暂且按被日本人利用的说法去向总裁解释！以后你要千万小心，你走错一步棋，就可能连累我们所有的人！”
陈立夫、陈果夫为徐恩曾贩运假钞案，找到了蒋介石，毕竟这件事关乎中统局的地位以及徐恩曾的去留。蒋介石见到二陈，自然也知道他们是来为徐恩曾求情的，所以彼此心照不宣，最终达成共识：徐恩曾贩运假钞案，系中统局被日本人利用所致，不再处置徐恩曾。毕竟，蒋介石也不希望军统打垮中统，军统和中统，就像自己的手心手背，哪一面受伤，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在二陈面见蒋介石后，贩运假钞案就此搁下，一拖就是半年。
半年后，眼瞅着蒋介石还没有对徐恩曾做任何处理，戴笠坐不住了，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徐恩曾。
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让吴铁城、陈立夫以及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督办此案。因为这三人都与徐恩曾私交甚密，所以蒋介石借此法为徐恩曾开脱。
几日之后，吴铁城、陈立夫和何成浚就达成了贩运假钞案的处理方案，方案如下：
中统局与贩运伪钞案无关，查出来的伪钞系中统局杨闻斌、高子文，在搬运物资时，操作失误，夹带进去的。
高子文、夏伯良实属奉命抢购物资，程士范帮助中统工作，纯属于义务性质。
中统局正局长朱家骅，始终未参与贩运假钞案。
副局长徐恩曾知道此事，虽然重庆与上海距离较远，但也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对徐恩曾、曾养甫、朱家骅等人给予免职处分。
对于程士范等四人，给予判处主犯程士范有期徒刑8年；判处从犯高子文有期徒刑3年；夏伯良和程憾均为教唆所致，可取保候审。
蒋介石看到此方案后，认为对朱家骅、曾养甫、徐恩曾做免职处理未免有些过火，暂缓执行，至于程士范等四人，蒋介石则同意按照方案建议，交军法处处理。
得知此判决结果后，戴笠十分郁闷。而徐恩曾却喜出望外，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连免职处理也被总裁“暂缓执行”了，他连连请了几桌大宴，感谢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帮助。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戴笠没有扳倒自己，他自己却“绊倒”了自己，他没能安抚好自己的二老婆王素卿，最终栽在了王素卿的手里。
15.王素卿走私案
前面说过，徐恩曾身边曾经有三个女人，这第二个老婆，就是王素卿。
自从徐恩曾与费侠结婚后，王素卿便觉得自己与徐恩曾的缘分走到了头。与其像鸡婆那样大闹一场，不如想方设法利用徐恩曾的名头赚点钱。于是王素卿来到成都，跟徐恩曾要了钱，注册了一家运输公司，搞起了运输，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物流业务。
在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王素卿便打着“交通部政务次长”的旗号，承揽了成渝、宝成、滇缅等黄金线路的交通运输，专门从事药品、布匹、五金等物资的物流生意，同时还开始走私物资，牟取暴利。除此之外，王素卿还以中统为靠山，四处发放高利贷。王素卿曾因催债，指使中统特务将一无辜的借债人活活打死。这件事后来还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为此，徐恩曾还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
这个王素卿也不安分，虽然去了成都，与徐恩曾分居了，但是她的生活一点都不寂寞。她结识了小白脸李子友，并与李子友成宿成宿地在成都的高档宾馆里鬼混。徐恩曾得知此事后，也未进行干涉，他的沉默，让王素卿更加猖狂，她的胆子越来越大，再不避讳，与李子友以“夫妻”之名开始同居。
小白脸李子友给徐恩曾戴绿帽子一事，令中统成都调统室的赵伯谦和葛炳生非常生气。
这一日，赵伯谦跟葛炳生唠叨了起来：“徐老板真能忍，换作我，早就宰了李子友了！”
“是啊，这两人真是奸夫淫妇，天天打着徐老板的旗号，作奸犯科，无恶不作！干脆咱们除掉这个李子友，也算给徐老板清理门户！”葛炳生眼露杀机。
“好，我们帮徐老板清理门户，徐老板一定会奖赏我们！”
于是，为了维护徐恩曾的形象，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李子友。
可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没动手，消息就传到了李子友的耳朵里。李子友本来就担心自己与王素卿的奸情败露，徐恩曾对自己痛下杀手，听到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自己的消息，更是胆战心惊。
想到中统势力巨大，逃是无路可逃的，李子友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戴笠！在李子友看来，能够救他一命的，只有军统局的戴老板了。于是，这个小白脸背叛了王素卿，偷偷跑到军统局，把王素卿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统统抖搂了出来。
戴笠听完李子友的陈述，开心极了，他兴奋地拍着大腿叫道：“真是天助我也！”
随即，根据李子友的供述，戴笠给徐恩曾和王素卿列出了四大罪状，每一条都可置徐恩曾和王素卿于死地。这四条是：滥用职权、走私战略物资、纵容手下杀人、扰乱市场秩序。
翌日，戴笠带着写有这四大罪状的文件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看完文件后大为光火，拍着桌子怒斥：“娘希匹，我看这个徐恩曾是不想活了！”
1945年1月30日，徐恩曾得到了一个此生最大的噩耗：蒋总裁宣布，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听到这个消息后，徐恩曾仰天长叹。
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经营了数年的政途，就这样被一个女人毁掉了！
1945年2月1日，徐恩曾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的信谊堂和叶秀峰举行局长交接仪式。
徐恩曾向众特务宣布：“从今日起，由秀峰担任你们的领导，我就此做一个圆满的结束。”
此话说完，徐恩曾脸色惨白，手指不停地颤抖。回忆自己走过的20年，回忆自己无怨无悔为党国奉献了20年，与共党辛辛苦苦斗争了20年，徐恩曾暗自惆怅，在这20年里，我徐恩曾青春已逝，白发早生，这20年，纵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官虽然丢了，总算还没有丢掉自己的老命。
1945年1月30日，徐恩曾被蒋介石一撸到底之后，情绪非常消沉。吃嘛嘛不香，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偶尔去戏台听戏，也总是打瞌睡。失魂落魄的徐恩曾感到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委员长的一颗棋子而已，“我像是一颗棋子，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
与那些失宠的后宫妃子一样，失宠后的徐恩曾也曾想过“力争”，但碍于戴笠的威严，碍于蒋介石的决绝，没人再帮得了他，“复辟升官”也就成了徐恩曾的痴人妄想。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5年的5月5日，徐恩曾西装革履地参加了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党国大会——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作为480名与会人员的一分子，他是唯一一个落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此时的他，在政途上已日暮西山了，他只好决定，将此生余下的精力转向生意场，去做一个商人。
16.商人徐恩曾
下台之后的徐恩曾，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商上。他寻思：既然当官不成，那就经商发财。
别看徐恩曾是电机工程师出身，其实他也颇具经济头脑。为官这些年，徐恩曾也没少经商发财。
早期，他曾入股中央商场，掘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又开办农场，种粮食。
1938年，徐恩曾在去湘西的途中，发现了一块廉价的荒地，便以很少的钱买了下来。后来特务詹连吾在徐恩曾购买的荒地下面发现了金矿，徐恩曾喜出望外，找来工矿专家进行勘探，并吩咐詹连吾进行采挖，虽然这个金矿并不像徐恩曾想象的那么富饶，产量不大，金矿石的含金量也不是很高，但徐恩曾依旧获利不少。
徐恩曾还当过“棉农”，当时正值战争年代，政府大量采购棉花等农用物资，徐恩曾就让特务们在江苏灌云为他种了很大一片棉花。他间接拉高了棉花的收购价格，把棉花直接卖给了政府，发了一笔小财。
抗战期间，徐恩曾一边反共，一边谋求发财的机会。他路过江西南昌时，发现“酿造”生意不错，就吩咐南昌的特务们开办了一家酿造公司。所谓酿造，无非就是利用大豆、高粱等粮食酿造酱油和白酒，但由于酱油和白酒属于老百姓的日常必备品，只要质量不算太差，就不用发愁销售，所以徐恩曾的酿造公司生意也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