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上海百货业的职员们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许多爱国人士联合起来，进一步抵制美国货。他们张贴爱国宣传语，并且以焚烧美国国旗的方式发泄每一个爱国人士心中的怒火。此种情形下，叶秀峰致电上海区主任季源溥，让他出动特务进行大面积的“防御”工作。于是上海的许多商场里，每天都有巡逻的特务和警察。与此同时，三区百货业职业大会则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和“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其中“二九惨案后援会”向全国的爱国志士发出宣言：“惨案完全暴露了反动政治的黑幕。它不但是对上海市民的严重迫害，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大胆挑战。
如果没有反动派的阴谋策划与罪恶布置，没有预定的谋害方略与特务组织，暴徒们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施展大规模的虐杀与暴行？从铁一般的事实来看，国民党的党政当局所发表的类乎‘强盗有功、事主有罪’的荒谬论调，把惨案歪曲为‘互殴事件’，只能暴露他们‘欲盖弥彰’与‘弄巧成拙’的狼狈相，却骗不了任何一个稍明事理的人。这次‘血案’从法律上来说，是反动派打击爱国民主运动摧残人民力量的暴行，也是国内法西斯施展全国政治恐怖的信号。昨天，他们可以在上海、重庆打死职工、学生，明天，当然可以在全国各地杀害、凶殴、逮捕、刑罚千万爱国同胞与民主人士。因此上海职工与重庆学生的血都是为全国人民而流的，他们的受难是全国人民的受难，他们的冤仇是全国人民的冤仇。”（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为了纪念牺牲的梁仁达，全上海百货业员工举行了“吃素”运动。梁仁达所在的永安百货公司则在大饭厅内为他设置了灵堂，每位造访者进入灵堂向烈士灵位三鞠躬。后来许多职员为了纪念梁仁达，还专门为他编写了歌曲。永安百货公司职员还为每一个顾客货物上贴上“二九惨案”的宣传单，并继续宣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爱国精神。
就在这个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爱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其中上海的各个行业的职员纷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公开支持上海百货业职员的爱国行为。“二九惨案”的经历者郭沫若先生也为此写诗一首：
去年二月十日较场口，
今年二月九日劝工大楼，
“民主”与“和平”又出一次丑。
我虔诚地向受伤者致慰问，
你们是光荣的爱国者，永远不朽。
我们一定要把美军赶走！
把美货赶走！
把美帝国主义赶走！
还要把那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赶走。
否则，我们中国简直没救！
上海妇女联合会写信安慰梁仁达的妻子高韶珊：“我们深深体会到现在社会里的一个家庭失去了负担经济的男子是多么的痛苦，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我们以后一定会同甘共苦，我们自己有饭吃的时候，绝不会让你饿肚子……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们，烈士是为什么遇难的，让孩子们也认识这个世界，将来能继承烈士的遗志。这是你最后艰辛的责任。”高韶珊读完信，热泪盈眶。广大群众为梁仁达烈士进行募捐，一共募集一千多元钱。此情此景，更是鼓舞了上海百货业“抵制美货”的决心。
2月11日，“二九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宣言称：这次百货业发起爱用国货运动，是代表了全国人民呼声的。著名人士马寅初、胡子婴、柳亚子、周建人、盛丕华等也发表讲话，怒斥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并声援受伤者以及“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而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十大律师，则义务承担起百货业职工的辩护诉讼。
得知众名流纷纷声援，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让吴国桢采取办法，封住媒体、报社的喉舌。吴国桢第一时间便通知了上海各报业集团，并且亲自站出来发表声明：“百货业职工假该行开会，提倡爱用国货运动，唯其中一部分工人突提抵制美货之口号，此种举动显系带有政治色彩，当场为另一部分工人所不满，以致引起冲突，发生互殴情形。”后来吴国桢的这种“谎话”站不住脚了，便又声明道：“梁仁达的死令人很痛心，我实在不能不替他哭，我决定把此次负责人找出来，在法律上道义上均要他负梁仁达死的责任！”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也说：“上海市有人假借爱用国货之名义，图遂其反美之阴谋，以致激起群众反感，发生劝工大楼之流血惨剧！”（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两个人一唱一和，真是配合默契啊，听到此“声明”，在南京瞻园里跷着二郎腿的叶秀峰很高兴。不过“二九惨案后援会”对于吴国桢和方治这两个跳梁小丑给予了淋漓的驳斥。
2月14日，“二九惨案后援会”驳斥吴国桢和方治此前的讲话，道：“自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我们看见了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前后发表的关于这次惨案的两篇重要讲话，以及其他许多报纸歪曲事实的记录和颠倒是非的言论，我们很感谢他们的言论，使我们得以认识这次惨案的背景和性质，正是国民党政府的责任，并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今天政府当局所唱的‘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的党政当局不但敢于拘捕挨打的受伤人员，敢于公开攻击‘召集开会者’，而且还‘要把主持大会人抓出来严办’。
这却亦警告我们，今天的政治已经反动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如果还要说这次惨案是‘互殴事件’，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你们所拘捕的全部皆系当场被暴徒打伤者，为什么让凶手扬长而去，并无一人带进警局，事后也不加以严缉？其次，我们还要追问：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究竟犯的什么罪？主持爱用国货的演讲会，违反哪一种那一条法律要抓出来严办？这次惨案，谁是直接凶手，已经由吴方两氏上面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就是那些不满抵制美货和赶走美军的人，简单说就是不满‘反美’的人。只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及被其雇佣的特务分子，才会这样物理性地随便动手毒打这些素不相识的自己的同胞！”（选自《上海市地方史志》）
尽管“后援会”将国民党当局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吴国桢还是来到梁仁达的妻子高韶珊面前说：“梁先生的死实在令人惋惜……如果家里缺钱了，可尽管来我家取！”而方治也是如出一辙，为了“安抚”高韶珊的情绪，如此说道：“国民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自然应当主持公道，我们要做梁君家属的后盾！”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这样做更加激起人民对当局的憎恶。
“二九惨案”发生之后，众市民反美情绪一度高涨，尤其是百货业，众职员纷纷组织团队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叶秀峰非常讨厌“示威游行”，于是他立马致电吴国桢：“现在正是国家命运之转折的关键年份，总裁有令，凡是打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一律予以镇压！”
吴国桢似乎也有点黔驴技穷了，他无奈地摇摇头：“现在是纸包不住火，及时镇压恐怕也无济于事啊！”
得知叶秀峰的进一步行动，中共对此事件非常重视。于是周恩来通过电台叮嘱大家：现在国民党在军事战线、政治战线上接连溃败，于是他们便会更加疯狂地实施报复行动。在此情况下，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避免硬碰”，换一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
不久之后，一种新颖的斗争方式出台了：以吊唁、同情等方式取代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招非常巧妙，不费吹灰之力就化解了叶秀峰“打压、逮捕爱国同胞”的计划，这也宣告了叶秀峰的“新计划”彻底破产。